卜憲群，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院歷史學部專業資格評審委員會委員，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為本科生開設國家級一流本科課程“秦漢史專題”，為該課程負責人，并擔任歷史學院本科生學業導師。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史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歷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中國郭沫若研究會會長，中國地名遺產文化保護促進會副會長，國家社科基金中國史學科評審組組長，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成員等職。
秦掃六合，漢并天下，開啟了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大一統王朝的序章。秦漢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強盛的時期，疆域遼闊，政治穩重，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秦漢史研究對于理解中國歷史文化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具有重要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卜憲群深耕秦漢史研究多年，并于今年9月20日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近日，本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承擔更多更重學術責任
埋首簡帛冷門絕學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祝賀您當選學部委員！作為新當選的學部委員，對于這一新身份，您是如何看待的？
卜憲群：學部委員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最高學術稱號，其選舉評審程序嚴格，既有廣泛的民主性，又有高度的集中性，能夠獲得這一殊榮當然是我的榮幸。但是，正如高翔院長頒給我的證書上所寫的那樣，學部委員是“院黨組直接掌握的服務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的一支信得過、靠得住、用得上的科研領軍力量”，擔任學部委員后，我將按照院黨組要求，承擔起更多更重的學術與咨詢責任，在自己能力范圍內，為落實院黨組“三項共識”要求，以及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三大體系”的具體部署貢獻微薄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最初是從事魏晉南北朝研究，后來因何將研究重心轉到秦漢史及簡帛學研究？
卜憲群：是的。我碩士階段在安徽師范大學跟隨萬繩楠先生學習魏晉南北朝史。萬先生是陳寅恪先生的弟子，同時，新中國成立后他又努力學習唯物史觀，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績。我跟隨萬先生學習受益良多，他是我進入史學研究領域的重要領路人。在他的指導下，我很熱愛魏晉南北朝史，也寫過一些論著文章。我畢業后到安徽大學歷史系工作，從事“史學概論”這門課的教學工作，1987年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學理論研究室跟隨蔣大椿先生進修史學理論。理論學習的增長，使我對中國古代更長時段的歷史產生了興趣。于是，我又將方向轉到秦漢史，1992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跟隨林甘泉先生學習秦漢史。碩士階段我主要研究的是政治史，后來也基本延續了這一方向，并繼續向先秦史延伸。研究斷代史強調前后聯系，但我則一直是向前追溯。
至于我對簡帛學研究的重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簡帛的大量出現。20世紀70年代以后，大量的簡帛材料不斷出土，涵蓋了從戰國到魏晉各個歷史時期，反映了這些時期歷史的方方面面。我讀博士的歷史系和后來工作的歷史所，很多先生都是這些簡帛的整理者或再整理者，如張政烺、李學勤、謝桂華等。受他們的影響，我對學習研究簡帛產生了很大興趣。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簡帛研究中心，后又創辦《簡帛研究》雜志，我也一直參與其中的工作，并曾經擔任過中心主任和刊物主編，這也迫使我花費更多精力關注簡帛研究。二是簡帛的重要性。1994年底，我寫完博士論文初稿后，謝桂華先生給我介紹了很多可以增補的簡帛資料，更加開闊了我的視野，也更加推動了我在研究中對簡帛材料運用的重視。可以說，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簡帛幾乎已經成為所有秦漢史研究者必備的資料，我在研究中當然應高度重視。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并重是今天秦漢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多年來，圍繞簡帛學學科理論、簡帛文書分類、簡帛與鄉里社會治理等，我也撰寫了一些文章，而各類簡帛則是我自己學術研究、指導學生學習必讀的基本文獻。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從2010年開始擔任古代史研究所所長，近期剛剛卸任。在這十多年間，您是如何平衡管理工作與學術研究的？
卜憲群：我在所長的崗位上工作時間比較長，加上很長時間所里的班子配備又不齊，管理任務是比較繁重的，的確占用了我很多學術研究時間。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主要從兩方面做努力：一是努力擠出時間。比如我隨身攜帶電腦，把所有空出來的時間都盡量用到寫作上去，能寫一點就寫一點，能寫哪個方面就寫哪個方面，積少成多。再如，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完成中央和院黨組交給我的理論與現實性任務的同時，我撰寫的理論文章有70多篇，出版了《中國歷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習近平新時代治國理政的歷史觀》《與領導干部談歷史》《新中國歷史學研究70年》等多部論著，在學界與社會上都獲得了很好的反響，這都與平時注重積累、不虛度時間、不放棄任何思考的機會有關。二是努力關注專業理論前沿性問題。我不可能像別的同志那樣全身心投入業務，也不能系統閱讀大量新的材料，于是就集中精力在一些理論前沿性問題上加強思考。擔任所長以來，我圍繞秦漢國家形態與基層社會治理問題，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等刊物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地圖學史》翻譯工程等，這些工作都獲得了學界很好的評價，獲得了不少表彰。我相信一句話：所有的努力都會有回報。
探索古代治國理政智慧
汲取地方治理有益經驗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4月19日、2014年10月13日、2018年11月26日，中央政治局分別就“我國歷史上的反腐倡廉”“我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中國歷史上的吏治”進行集體學習，您分別就這些問題進行講解并談了意見和建議。這部分內容被匯編入《與領導干部談歷史》一書。在您看來，學習歷史對于領導干部開展工作有何裨益？
卜憲群：2011年，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發表了《領導干部要讀點歷史》的重要講話。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培養領導干部歷史學習、歷史借鑒、歷史思維能力，重視汲取治國理政的歷史智慧，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轉化創新，重視中國特色歷史學科、考古學科建設，所以歷史考古相關主題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占有很大分量。
在我看來，學習歷史對于領導干部開展工作十分重要，大體來說有三點：一是有助于深入領會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歷史認識的重要意義，并指出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中國的今天是從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發展而來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二是有助于掌握治國理政的歷史智慧。領導干部可以從歷史中學習治國理政的智慧。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歷史學習、歷史認識、歷史借鑒的民族。數千年來，史學家用豐富的史學體裁與經世致用的精神，記錄傳承了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其中包含著極為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如重視民本、德主刑輔、選賢任能、嚴格吏治、通曉民情、天下一家、天人合一等治理制度與思想體系，都是歷史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領導干部可以從中獲得寶貴的為政經驗。三是有助于科學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領導干部學歷史，首先是要學習唯物史觀，認識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自古以來，歷史學就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職責。求“變”，就是探究歷史事實，尋求歷史規律，更好地掌握歷史發展方向，掌握歷史主動，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對領導干部來說，掌握唯物史觀原理很重要，這不僅對不同國家和民族歷史發展的階段性與特殊性可以有科學認識，更可以對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的必然性有充分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報》：今年您的論文《秦漢鄉里社會演變與國家治理的歷史考察》榮獲了北京市第十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請結合您的研究談一下，秦漢時期地方治理與國家治理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今天的社會治理有何啟示？
卜憲群：今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的《秦漢鄉里社會演變與國家治理的歷史考察》一文，獲得北京市第十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這是大家對我多年來研究秦漢基層社會的一種肯定。鄉里（村）治理始終是中國古代大一統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也是史學界長期以來十分關注的問題。秦漢作為中國封建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的開端，尤為重視鄉里治理的制度建設與創新，這在傳世文獻與出土材料中均有十分豐富具體的內容，相關研究也日漸深入，成果豐厚。但是，如何從宏觀上和理論上把握秦漢鄉里治理與國家治理的關系，特別是從長時段的角度總結其歷史經驗與教訓，仍有進一步的推進空間。十幾年來，我撰寫了一系列從微觀上入手、長時段觀察、宏觀理論上把握的秦漢地方治理論文，涉及“治理”的歷史內涵，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國家地方行政機構設置的原因、職能與性質，地方行政文書的運轉，鄉里日常社會秩序與行政關系，鄉里輿論與國家秩序的互動關系，鄉里社會流動與社會勢力控制等問題，產生了較好影響。其中《鄉論與秩序：先秦至漢魏鄉里輿論與國家關系的歷史考察》一文，還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第九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簡單地說，我的研究結論是：強大的中央集權是秦漢地方治理的關鍵。中央集權強，地方治理好；中央集權衰，地方治理亂，這是一條歷史經驗。這一認識對于我們今天仍有著深刻啟示，對我們這樣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來說，在地方治理上，必須堅持黨的統一領導，堅決維護中央權威，保持政令暢通，絕不能出現本末倒置的情況。同時也要汲取歷史上地方治理的有益經驗，并根據地方具體情況因地制宜、因時變化。
致力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據您觀察，我國歷史學研究領域的學術環境發生了哪些顯著變化？
卜憲群：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歷史學以及我所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歷史與歷史科學高度重視，歷史學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很多高校與科研機構在編制與招生、學位點授予、重大科研項目設立、經費與平臺支撐上都得到很多支持。特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成立，極大地鼓舞、激勵了我國史學界，成立5年多來，推動了我國歷史學研究的多方面發展，這是史家之幸、史學之幸。其次，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學領域的指導地位得到鞏固加強。唯物史觀是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這是我們國家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但一段時間以來，史學界還存在著唯物史觀邊緣化的情況，談社會形態、社會性質、階級分析等理論話語比較少。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對歷史學領域也有影響。黨的十八大以來，唯物史觀在歷史學領域的指導地位明顯鞏固加強，青年學者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興趣大為提高，運用唯物史觀基本理論研究歷史的重要論著也顯著增加。最后，歷史學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歷史中探求未來是科學方法，由于黨和國家的重視、時代對歷史學的需要，整個社會對歷史學的重視普遍加強，更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愿意學習歷史，也愿意用歷史思維來思考未來，這是十分好的一種現象。這些大的環境變化，給歷史學帶來了新契機，歷史論著不再限于專業很小的范圍內傳播，而是有了更廣泛的讀者。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主持了《簡明中國歷史讀本》（以下簡稱為《讀本》）的編纂，且擔任了百集紀錄片《中國通史》與五卷本《中國通史》的總撰稿。在您看來，撰寫這種歷史普及著作對您的學術研究有何影響？您是如何看待公眾的歷史普及與教育的？
卜憲群：我們黨一直都很重視歷史學習。《讀本》和《中國通史》都是院黨組交給我們落實的中央任務，目的是向領導干部和全社會傳播正確的歷史價值觀、科學的歷史知識。后來我們又根據百集紀錄片《中國通史》編撰出版了五卷本《中國通史》。《讀本》出版后受到讀者歡迎，發行量很大，至今還在重印之中。為了配合《讀本》閱讀，我們又編撰了《簡明中國歷史知識手冊》，對《讀本》中的名詞術語加以進一步解釋。百集紀錄片《中國通史》是將中國古代歷史影視化的一部作品，與《讀本》并駕齊驅、相得益彰。這部紀錄片一經播出就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據有關網站統計，至今已有1.8億多點擊量。不少中學和高校還將紀錄片列為教學參考資料。根據紀錄片編撰出版的五卷本《中國通史》，同樣發行量很大。坦率地說，這些任務都花費了我及所里同志很大精力，前后歷時近十年，但很值得。此外，我還做了很多如主編、參編中學歷史教材，組織拍攝《廉吏傳》和《大國治道》紀錄片等工作。
上述這些工作對我的學術研究有很大影響，雖然從表面上看這些作品在非專業領域里傳播更多更廣，但也絕不只是把既有研究成果簡單轉化。實際上，在理論指導、作品結構、主線選擇、材料采用、觀點創新、價值評判等問題上，我們的原創性都很強。拿《讀本》來說，創新之處隨處可見，比如在文明與國家起源、邊疆與民族、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形成發展等問題上，我們都有很多新的見解。百集紀錄片也是這樣，是一部主要由相關領域的資深專家親自撰寫底本的紀錄片，以點帶面地討論了中國歷史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學術性同樣很強。
這些工作對我的學術研究影響很大，主要有兩點：一是擴大了我的學術視野。對歷史的整體思考使我能夠從更長時段來看待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避免了只沉浸在自己研究領域中的狹隘性；二是深化了自己對專業領域里面很多問題的認識。長時段的觀察使我能夠反過來加深對本專業問題的研究反思。近些年，我在一些重要刊物發表的論文，從問題意識的產生到研究視角的更新，都受益于這些工作。
我始終重視歷史文化的普及傳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但社會大眾并不都是專業工作者，只有普及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更多的人學習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能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真正實現“第二個結合”。
《中國社會科學報》：為推動我院學科建設，助力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展，您準備在哪些方面著力？
卜憲群：我自己構想的未來工作有三方面：第一，繼續做好研究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方面的工作。院黨組對全院提出的“三項共識”是每一位學部委員都需要遵循的準則。我下一步工作的重點之一，就是繼續做好服務習近平總書記、服務黨中央的工作，繼續深入研究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由于工作上的原因，過去我在這一方面積累了一些成果，也有一些思考，今后我還將繼續撰寫這方面的論著。第二，繼續做好秦漢史研究團隊和冷門絕學人才培養工作。秦漢史研究是我的專業，卸任所長后，我比過去有更多時間思考專業方面的問題，一方面要把過去沒有完成的任務完成；另一方面按照院里要求，帶好秦漢史研究團隊，培養更多的秦漢史研究人才，形成一支富有特色的秦漢史研究團隊。與秦漢史研究緊密相關的簡帛學屬于冷門絕學范疇，是實證中國統一多民族中央集權國家形成的重要材料，但簡帛研究又是一門非常專業的學問，如何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如何將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有機結合，還需要做更多努力。圍繞這些，我已經向院里提出建立工作室的申請，如果獲批，也將是我下一步要做的工作。第三，繼續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傳播工作。從百集紀錄片以及五卷本《中國通史》等工作中，我深刻體會到社會大眾對具有正確歷史觀和科學歷史知識的歷史文化作品的真誠需要。雖然這些工作不算科研成果，但我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也愿意繼續做下去，為歷史文化的宣傳普及工作貢獻綿薄之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有志于從事歷史學研究特別是冷門絕學研究的年輕學者有什么建議或寄語？
卜憲群：我一生從事歷史學研究，當然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從事歷史學研究。歷史學研究是一項很艱苦的工作，需要有很長的時間積累。有些老一輩史學家說，他們60歲以后才真正開始做學問寫文章。當然這是謙虛，但很少有年輕的歷史學家也是事實。所以，我希望從事歷史學的年輕學者一是要注重積累。一定要經得住寂寞的考驗，認真勤奮讀書，打好基礎，全面掌握資料。二是要多學習理論。歷史觀是指導歷史研究的理論核心，正如我的老師林甘泉先生所說的那樣，歷史研究存在著事實判斷、認識判斷和價值判斷“三個層次”，其中后兩者都與學者的理論素養有很大關系。在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的同時，也要加強對古今中外優秀的史學理論研究與方法的學習。改革開放后，我們史學理論界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把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做了區分，承認歷史研究既有唯物史觀的宏觀指導，也有歷史學自身的理論方法，學習歷史，這兩個方面都要學習。三是要經世致用。歷史學也好，冷門絕學也好，都是服務國家和社會的學問，不是學者追逐個人名利的場所，也不是藏身自我的象牙塔。我們所學的知識既要成為構筑歷史認識大廈上的一磚一瓦，也要能夠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文化繁榮發展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