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現任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本科生學業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是人社部“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和“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人選，獲得中組部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等稱號，榮獲國家海洋局等部委頒發的“2010年度十大海洋人物”稱號。兼任中國太平洋學會副會長、中國海洋發展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主要學術方向是中國海疆問題（南海、釣魚島）、“一帶一路”研究。主持和參與完成各類課題60余項，出版3部專著，先后在《求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重要報刊發表學術論文80多篇。2016年4月29日，為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體學習作有關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專題講解。

　　9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布了2024年學部委員選舉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李國強位列其中。近日，本報記者對李國強進行了專訪，探尋其治史初心以及對中國史學未來的展望。

　　心系浩瀚青史 肩扛時代使命

　　《中國社會科學報》：恭喜您當選學部委員！作為新當選的學部委員，您也將承擔更多的學術與咨詢責任。對于這一新身份，您是如何看待的？

　　李國強：當選學部委員是莫大榮譽，更是組織上對我的莫大激勵和莫大鞭策。學部委員既要有仰望星空的高遠之志，又要有腳踏實地的務實之風。今日之當選，即為新的啟航。從當選之日起，就要俯下身、沉下心，從零開始再出發再創業。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更強使命擔當，把加快建設中國特色歷史學的使命扛在肩上，把構建中國自主的歷史學知識體系的責任舉在頭頂，繼續協助主要領導同志把中國歷史研究院建設好、發展好，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囑托，進一步團結凝聚全國廣大史學工作者的力量，在統籌指導全國史學研究上多規劃，在促進學科融合上多籌劃，在打造中國史學學派上多謀劃，奮力開創新時代中國史學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中國社會科學報》：最近隨著《黑神話：悟空》這一游戲的爆火，您的家鄉山西迎來了“潑天的富貴”。作為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山西被譽為“華夏文明搖籃”。山西深厚的文化底蘊對您走上治史之路有怎樣的影響？

　　李國強：山西深厚的文化底蘊對我走上治史之路確實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山西有很多古剎廟宇、石刻碑碣等歷史遺跡，我的老家陽泉也曾經是百團大戰的主戰場。我從小生活的地方有很多老街區老建筑，它們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載體，也是我們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戰斗精神的重要見證。我想，這也讓我在冥冥之中選擇了歷史學專業。我是1981年考上大學的，從就業方面來看，那時候歷史學可選擇空間和余地并不大，而且歷史學在當時還是個冷門專業，在社會上也不像現在這個時代如此被重視。不過，我還是覺得從浩瀚的歷史中獲取知識是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所以我選擇了歷史學專業。

　　揭示歷史本源 服務絲路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我們黨和國家近年來對歷史學研究愈加重視的原因是什么？

　　李國強：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歷史和歷史科學。在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賀信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彰顯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歷史和歷史科學的深刻認識、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邏輯的科學把握，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代中國史學繁榮發展的根本遵循。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取得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相互激蕩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如何走向未來？要回答好這一歷史之問、人民之問和時代之問，我認為需要從歷史中汲取更豐厚的滋養，賡續歷史文脈，共創時代華章，為中國式現代化厚植文化沃土、為強國建設筑牢思想根基、為民族復興匯聚磅礴力量。以我從事的海洋史研究為例，就是要通過對海洋歷史的回望，科學探索中華海洋文明的歷史本源，客觀闡釋中華海洋文明的本質屬性、內在特征，深刻揭示中華海洋文明的歷史規律、未來趨勢，不斷推動中華海洋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建設海洋強國，打造海洋命運共同體提供歷史支撐。

　　早在史前時代，我們的先民就已經進軍海洋，浙江余姚井頭山遺址、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群都是中華海洋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中華海洋文明起源早，創造的文明成果非常豐富，但我們的研究還遠遠不夠。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是我們通過海洋聯系世界的方式。我國古代的造船和航海技術，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明代鄭和下西洋標志著我國古代時期海洋事業達到新的高度。然而，我們需要正視一個問題：一個海洋文明發展歷史如此悠久的國家，為何會被西方列強首先從海上攻破了國門？曾令西方人崇尚和贊賞的中華文明，為何會遭到蹂躪？我們需要從歷史中尋找原因、尋找答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植根于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5000多年中華文明的思想結晶，是新時代中華民族文明觀的集中體現，為我們深化中華海洋文明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明確了目標、提供了根本遵循。在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高度重視、親切關懷下，新時代中國史學迎來繁榮發展的黃金時期，中華海洋文明史也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們堅信，通過更全面、系統、深入的歷史研究，一定能夠在中華海洋文明史研究領域實現新突破、取得新成績，從而以賡續中華海洋文脈、傳承中華海洋優秀傳統文化的宏大實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不竭動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為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體學習作過有關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專題講解，并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親切接見。請問您又是如何對絲綢之路研究產生學術興趣的？

　　李國強：我在甘肅蘭州上的大學。蘭州位于絲綢之路上，是河西走廊的一個重要樞紐。在大學期間，我學習了許多關于河西走廊、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知識，并考察了敦煌、天水、張掖、酒泉等絲路城市。因此，我對絲綢之路有著深厚情感。

　　1988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之后，我開始涉足海洋史研究。自從我進入這個研究領域以來，除了重點關注南海、釣魚島等海洋權益問題之外，我覺得還應該研究中國與世界的海洋關系。從正史記載來看，我國海上絲綢之路開拓于漢代。以此為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波瀾壯闊，中國與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在大航海時代來臨之前，以明代鄭和七下西洋為代表，中國人完成了開拓海洋、進軍海洋的歷史壯舉。中華民族對海洋的持續探索、開發和經略，充分彰顯了中華文明的開放包容，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提供了許多鮮活的歷史事例。加強海洋史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闡釋，不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它有助于為海洋強國建設、為國家海洋事業發展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這是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研究所工作多年?？煞窠Y合您的研究實際，談談邊疆和內地歷史研究的關系。

　　李國強：其一，中國本身就是由內地和邊疆共同組成的，邊疆史是中國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傳統中國史學來看，對于中原或內地的研究較多，對邊疆的專門研究相對少一些。在大量考古和文獻材料實證中原地區的歷史演進的同時，我們要追問的是我們的邊疆從何而來，又是如何形成、如何發展的？這些問題激發了我們不斷探究未知的興趣和熱情，用專業的眼光審視中國邊疆漫長的歷史進程，以科學的理論闡述中國邊疆發展演進的歷史和發展規律，是邊疆史研究的基本出發點。

　　其二，通過邊疆史研究可以呈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大歷史圖景。邊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與邊疆息息相關。內地和邊疆的不斷交融，邊疆民族不斷向內凝聚，促使我們的統一多民族國家逐步形成，譜寫了中華民族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華麗樂章。

　　其三，沒有邊疆的發展就沒有全國的發展，沒有邊疆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與內地相比，邊疆地區大都是經濟后發地區。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邊疆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時代邊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但是，毋庸諱言，社會穩定、長治久安、高質量發展仍然是邊疆面臨的突出問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邊疆地區一個不能少、一個也不能掉隊，這一現實要求促使我們必須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于中華民族偉大的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深入探索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為開創邊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新局面注入強大動能。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近來的科研工作中，有哪件事讓您印象最深刻？

　　李國強：最近我在甘肅敦煌考察了一個考古點，名為懸泉置。它是漢代設置的一個驛站，是古代絲綢之路繁榮發展的見證。根據懸泉置出土的漢簡記載，這個小小的驛站最多的時候居然能一次接納上千人！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絲綢之路人來人往是何等頻繁，絲綢之路貿易是何等繁榮！懸泉置遺址與旁邊的高速公路近在咫尺，一邊是飽含古老文明印記的絲綢之路，一邊是承載現代文明的高速公路，在古今對照中，我們能夠感受到昔日的絲路盛景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壯美畫卷，兩者交相輝映、融為一體，使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研究古代絲綢之路的學術意義，更加體悟到共建“一帶一路”的時代價值。

　　培養歷史人才 助力學科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除了從事邊疆史專業研究，您還有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院長等多重身份。您是如何平衡多重身份做好相關領域工作的？

　　李國強：作為黨員干部，我們必須肩負起相應的責任。目前我的主責和主業是管理工作，這對我個人的學術研究確實有一定影響。但我認為，個人學術研究必須服從于黨和國家的事業，作為“雙肩挑”的一名干部必須首先履行好管理職責。當然，在完成好本職管理工作的同時，我的學術研究并沒有放松，抓緊利用一切時間思考問題、展開研究。在我看來，管理工作與科研工作并不矛盾，相反，管理工作使我的學術站位和學術視野都得到了拓展。過去我基本上圍繞邊疆史領域開展學術研究，但到歷史研究院工作后，由于學術管理的需要，我對歷史學更多領域、更多學科有了多一層涉獵、深一層思考，甚至對之前不太熟悉的考古學領域，我也有了一些了解和學習。我非常享受這個不斷學習、不斷積累知識的過程。我認為歷史學研究者不應僅僅沉浸于個人的研究偏好中，而要在對新知的持續獲取中拓寬視野、豐富思想、提升研究能力和創新水平。特別是要將個人的學術研究寓于黨和國家的事業大局中，寓于民族復興偉業的宏大實踐中，這樣的學術研究才更有生命力，更有持續性，更能彰顯學術研究應有的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2021年的一次采訪中也談到，中國歷史研究院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全新的、更加多元的教學資源“富礦”。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對于提攜后學、培養歷史人才，目前您已經做了哪些努力？后續還打算做哪些工作？

　　李國強：無論是作為學部委員還是歷史學院院長，培養后備人才和青年人才，都是應當肩負起的責任。我在輔助青年學者成長成才的道路上不遺余力，盡心盡責，把自己點滴的治學經驗和心得傳授給青年學生，盡可能使他們少走些彎路，多出些成績。歷史學院的管理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眼下的重要任務就是落實好院黨組科教融合戰略。我與歷史學院的同事們一起做了一些工作，大家很有干勁也充滿信心，齊心協力地推進歷史學院科教融合走深走實，不斷向廣度和深度進軍。

　　2019年1月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后，相繼完成中國考古博物館、圖書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史學分館）等一系列重要設施的建設。其中，中國考古博物館是全國第一家國家級考古專業博物館，展區面積約7000平方米，展品6000多件。歷史院圖書檔案館館藏各類善本線裝書、歷史文獻檔案等，總計200多萬冊，是目前我國史學界文獻資源最多元、藏品類型最多樣、圖書數量最可觀的專業類圖書檔案館。這些資源為歷史學院本科教學高質量發展搭建了新平臺、開辟了新路徑。從實施“科教融合”以來，中國歷史研究院的科研人員紛紛加入歷史學院教師隊伍，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專家，也有活躍在科研一線的中青年學者，他們中不乏歷史學各學術領域的翹楚。我們的師資涵蓋了考古學、中國史、世界史三個一級學科，以及二十多個二級、三級學科，此外還有一些新興學科、交叉學科。歷史院專家學者們的積極參與，不僅大大充實了歷史學院的師資力量，而且使課程設置有了更多選擇、教學內容更加豐富多彩，為歷史學院的莘莘學子提供了豐厚的教學資源。

　　我們努力為青年學子提供更好的條件和幫助，比如大力推進“青苗計劃”“研創計劃”，使學生們有更多主持科研項目、開展科研實踐的機會。我們創辦了自己的學術刊物《青年史學論壇》，這本雜志面向全國征稿，是正式出版物，旨在為青年歷史研究者提供文章發表平臺，同時擴大學院、學校的影響力。我們倡導“大史學”理念，鼓勵綜合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跨學科、多角度融匯人文社科研究，全面展示中國史、世界史、考古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等學科優秀研究成果和學術動態。我們始終堅持立德樹人的辦學宗旨，堅持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創新型史學人才的方向，堅持實事求是、百家爭鳴、包容各方的學術態度，以“融匯舊學，交流新知，立足青年，兼容并蓄”的初心，以此刊物搭建了一個以論文質量為中心的歷史學術交流平臺。值得一提的是，這本刊物的編輯工作是我們歷史學院的學生完成的。編輯工作既是他們學習的過程、能力提高的過程，也是他們接觸學術前沿、提升學術素養的過程。

　　為了讓冷門不再冷、絕學不再絕，我們充分利用校內外各類資源，設置了冷門絕學課程。今年開始招收第一屆滿學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從招生指標到教師配置等各方面學校都給予了特殊安排。另外，設立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中國歷史研究院科技考古實驗室，將成為歷史學院新的教學場地，也必將帶動教學體系和教學方式的更新?？傊?，在科教融合戰略的推動下，歷史學院在青年人才培養上一定能夠走出自己的新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為推動我院學科建設，助力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展，您未來還打算做哪些工作？

　　李國強：關于這些，我有很多思考，要做的工作也很多。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想首先要不折不扣地按照院黨組的要求，踏實、扎實、務實地擔負起學部委員的職責，發揮好一名學部委員的作用，我將從以下方面著手。

　　一是以落實院黨組提出的“三項共識”為己任，加強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研究闡釋，主動承擔并高質量完成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批示的課題研究和黨中央交辦的重大任務，擔任青年學者導師并積極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生授課，做學術道德楷模，開展高水平國內外科研合作和學術交流，不折不扣地完成院黨組和學部交辦的各項任務。

　　二是深入學習、全面領會習近平文化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精神的理論脈絡和思想精髓。從中華文明史、中華民族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關鍵要素上，科學揭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義和理論品格。同時，選取典型地區和部門展開實地調研，探究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戰略性、實踐性、人民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供有益的學理支撐。

　　三是開展長時段、全局性的歷史研究，追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脈絡和演進歷程，辨析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厚度和文化源頭，闡述中國式現代化對當今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和貢獻，以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性和優越性，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行穩致遠提供歷史借鑒和啟示，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貢獻歷史智慧。

　　四是圍繞中華海洋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歷史展開探索，努力揭示中華海洋文明的演進路徑、內在機理、發展規律。通過對中華海洋文明與農耕文明、游牧文明的互動交融研究，通過對中外海洋文明的相互比較研究，嘗試挖掘中華海洋文明獨特的思想內涵、價值理念、精神特質。在進一步豐富中華文明史研究內容、助力構建中華文明理論體系的同時，為推動新時代中華海洋文明的傳承與發展、建設海洋強國、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打下堅實基礎。

　　五是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為導向，在以往研究基礎上，立足學術前沿，將涉海維權相關史實、國際法、國際政治相互結合，努力在涉海維權理論上有突破，在涉海維權學術觀點上有創新，在涉海維權話語體系上有實效。

　　我將以更加飽滿的熱情和追求真理的信念，不斷拓寬學術視野，不斷提高學術水平和創新能力，開展有思想、有風骨、有情懷的史學研究，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