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8年入職中國社會科學院算起，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以下簡稱“全球院”）院長李向陽已經在這里工作了36年。這期間，盡管工作崗位和研究領域幾經調整，但堅持微觀與宏觀相結合、世界經濟理論與中國對外開放實踐相結合是他不變的研究主線。從青年時代專注新凱恩斯經濟學，并完成國內第一本系統研究新凱恩斯經濟學的著作，到對企業制度的國際比較研究，再到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關注和對“一帶一路”機制化的研究。他的許多研究和觀點在剛開始或許顯得那么“小眾”，但在數年后卻總是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對那些看似小眾卻富有前瞻性和前沿性課題的關注，反映的正是他作為學者始終堅持的“冷”思考和客觀性判斷，也是36年學術歷程中不改的初心。他說：“學術研究需要服務于國家戰略，但在這個過程中，要堅守客觀性，要有學者的獨立思考和判斷。”

　　面對學部委員這個稱號，他表示，這既是一項崇高的榮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在對中國社會科學院充滿感恩的同時，他思考的是如何擔負起作為學科帶頭人的職責，帶好團隊，傳承學風，樹立文風，繼續服務于“三大體系”建設。“這是我們這代人始終記在心頭的擔子和責任。”李向陽鄭重地表示。

　　初入學術殿堂：

　　興趣使然 方法先行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知道，您在大學畢業后先是去高校任職，后又回到社科院念書并留院任職。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走上了學術研究這條道路？

　　李向陽：客觀而言，這次轉型完全是我的個人興趣使然。1979年我考入中央財經大學，主修會計專業，坦率地說，我本人并不是一個好學生，因為從入學開始，我的興趣就是理論經濟學。畢業以后入職高校，也依然是按照原來的專業講授會計學，這始終不是我的興趣點。因此，在工作兩年以后我聽從內心的召喚，又重新回到校園，來到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習世界經濟專業，也是從那時起，我才得以真正將個人興趣與職業選擇結合起來。

　　1988年碩士畢業以后，我入職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真正開始了我的研究生涯，研究過程也帶給了我許多快樂。研究世界經濟問題既需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與方法，又需要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但實踐證明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我迫切感受到進一步學習的必要性。因而，在離開學校多年后，盡管已經獲得副高職稱并擔任研究室主任，1995年我又再次回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博士課程學習期間曾被派到荷蘭一所大學學習，這種中外學習的經歷為我強化理論知識的系統性和觀察外部世界提供了機遇，也為我后來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報》：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您學術成果十分豐富的一個階段，這期間您發表了多篇論文、出版了兩本著作，還獲得了許多榮譽稱號。一個人的成長，總是離不開青年時期的奮斗與積累，您如何看待、評價這一時期的自己？

　　李向陽：回顧這一時期，我認為最值得欣慰的就是在初入學術研究時對方法論的堅持，這既與我個人的研究經歷相關，也源自社科院這個平臺和當時的研究室帶給我的幫助和激勵。

　　回顧過往，首先是我們這代人遇上了一個好時代。如果從1979年大學讀書算起，我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這為我們研究世界經濟與中國對外開放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如果說在這一階段個人還取得了一些成績的話，我覺得和起步階段的研究方法密切相關。一方面，從大學開始一直到研究生階段，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始終是我關注的重點。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是我學術研究的源頭活水。我最早發表的兩篇論文，都是圍繞《資本論》與當代資本主義現實問題的關系展開的，并刊載于《馬克思主義研究》。這種對方法的有意識運用和跟蹤，也成為我此后研究中的一個關注重點。

　　另一方面，還有兩件事對我影響深遠。一是在學術生涯的起步階段，從1989年開始，我用了大約7年時間，從《美國經濟評論》《經濟學季刊》這類學術期刊入手，跟蹤研究新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論進展，這也正是新凱恩斯經濟學的形成期。以此為基礎我完成了《市場缺陷與政府干預：對新凱恩斯經濟學的一項研究》一書。這段研究經歷拓寬了我的研究方法和視野，對后來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曾經參加了中國第一本《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翻譯工作。詞典的翻譯與一般的學術專著不同，每個詞條選取的都是經濟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與重大理論，都代表著一個專門領域，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就必須“補課”，了解所翻譯詞條的背景和專業知識。我翻譯了幾十個詞條共計10余萬字的內容。通過這種實踐中的學習加深了對不同時期、不同學派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的認知，也為后續開展國際經濟問題研究提供了幫助。

　　從個人的研究經歷和體會來說，在學術生涯之初建立起明晰的方法論對后續開展研究工作是至關重要的。這種對研究方法的關注，既是受社科院學術前輩的影響，也源自當時學界氛圍的熏陶。同時，我特別想提到的是，在我成長過程中對我幫助甚多的一個小的學術共同體。初入社科院，我所在的部門是世經政所的世界經濟理論研究室。這個研究室的人員構成比較特殊，既包括一批資歷頗深的老專家、老學者，還匯集了我們這樣一批于20世紀60年代初出生、80年代中后期入職的青年人。這樣一群青年人在研究室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學術氛圍。盡管我們的研究領域和學術背景不同，甚至很多學術觀點分歧很大，卻自發地形成了一種非正式的學術交流平臺。從方法論到各個學科的國內外最新學術進展，再到中國的現實問題，我們無所不談，形成了一種非常自由、寬松的學術交流氛圍。除了后來調出的同志外，這個研究室先后產生了三位學部委員和兩位二級研究員。回首過往，我們都得益于這種由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所組成的寬松自由的學術共同體。

　　步入成熟期：

　　理論與實踐融會貫通

　　《中國社會科學報》：回顧您的學術歷程，您認為自己的學術研究都經過了哪幾個時期，有什么不同？

　　李向陽：我的學術歷程，大致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88—1995年，這一時期我的學術興趣主要是追蹤研究當時西方經濟學界尚未成熟的新凱恩斯經濟學流派。時至今日，新凱恩斯經濟學已經為人所熟知，但在當時，這一思想在國內還是非常小眾，甚至是“非主流”的研究方向。通過連續7年的追蹤研究，我于1994年完成出版了《市場缺陷與政府干預：對新凱恩斯經濟學的一項研究》，這是國內第一本研究新凱恩斯經濟學的專著。

　　第二個階段是1995—2000年，主要是對美日兩國之間的企業制度進行比較研究，也可以說是對上一階段有關市場缺陷理論研究的延續。我從企業信譽角度入手，通過比較日本和美國企業制度，研究兩種企業制度在解決市場缺陷問題上的不同實現機制，從而提出了與當時學界不同的看法。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1999年出版的《企業信譽、企業行為與市場機制：日本企業制度模式研究》一書之中。

　　從時間上看，第三和第四階段有所重合，但學術研究重心卻有所區分：第三個階段是2000年至今，主要研究全球治理問題；第四個階段是2013年至今，主要聚焦“一帶一路”的機制化研究。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我關注的重點是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背后的規則與機制。20世紀90年代，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超級全球化”階段。與此同時，在世紀之交中國開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并正式加入WTO。這標志著中國已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之中。之所以關注這一進程背后的規則與機制，是因為按照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全球化既有商品、服務與生產要素跨國流動的生產力屬性，又有影響這種跨國流動的規則秩序的生產關系屬性。正是基于這種雙重屬性，研究全球化的分配效應與發展的周期性才得以可能。進而，隨后開展的“一帶一路”研究也繼承了上述理論框架與方法。

　　盡管過去30余年間我的研究領域和重心經歷了調整，但把微觀和宏觀相結合探究市場缺陷、規則與機制這一主線始終貫穿其中。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提到的這幾個學術發展階段中，對您而言意義最大的學術轉折點是什么？

　　李向陽：我的學術轉折發生在2003—2008年之間。在此之前，我的學術興趣更多是聚焦于純理論和外國經濟問題研究，對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跟蹤研究和對美日企業制度的比較研究都屬于此。進入2000年以后，我的研究重點逐漸開始轉向中國的現實問題，或者說是將理論研究與中國實踐相結合。

　　這一轉變，在我30多年的學術歷程中，可以說是最大的一個變化。一方面，這源于研究工作的現實需要。從2002年開始，我被抽調連續多年參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的起草工作；2008年，還受邀為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就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議題講課。隨著參加的決策咨詢活動越來越多，我的研究方向也隨之轉型。

　　另一方面，這也是學術研究的一種自發性轉型。伴隨世紀之交中國新一輪的對外開放，以純理論和純外國問題為研究對象日趨脫離現實，更重要的是，中國本身已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關注中國經濟與中國對外開放已成為世界經濟領域研究者的“必修課”。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提到的許多研究方向，它們起初都并不起眼，甚至非常小眾。而您在追蹤、研究它們的過程中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還遇到了很多困難，甚至可以說是“甘坐冷板凳”。您是如何發現它們的研究價值并最終堅持下來，獲得了重要研究成果的？

　　李向陽：嚴格說來，世界經濟并不屬于要坐冷板凳的學科，只是我關注的領域在初始階段并不是學術熱點。在我選擇新凱恩斯經濟學作為研究方向的時候，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界關注的重點是新古典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同樣，在我選擇以日美企業制度比較為研究對象時，“華盛頓共識”是主流方向。2000年前后，經濟全球化十分火熱，但是在我看來，經濟全球化的雙重屬性決定了規則和秩序會影響不同類型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收益分配，也將影響它們對待全球化的立場，這會導致經濟全球化出現周期性波動或調整；針對“一帶一路”研究，我和我們團隊從一開始就從學理性角度出發研究其治理結構，并聚焦其制度化建設的路徑選擇，這也不是當時學界主流觀點。

　　但是，回過頭將這些研究放到一個更長的時段、更大的視野下進行評估，卻能夠發現它們自身蘊藏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與之相關的研究后來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之所以選擇這些研究問題并堅持下來，一方面，是我對所從事的研究工作的確充滿了興趣和熱愛，這或許只是學術研究的一個必要條件，但它是一個重要而持久的動力來源。另一方面，這是學者基于自己的學術訓練和學術思考，從而作出的一種客觀判斷。這種判斷促使我對自身所開展的研究抱有一種堅持和信念，并不會因一時的環境變化或跟蹤熱點而動搖，這種堅持歸根結底也是對方法論的信念。

　　學科帶頭人：

　　以機制創新推動學科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據了解，您來到全球院以后，圍繞科研管理體制機制創新做了許多工作，您可以具體談談都開展了哪些工作嗎？

　　李向陽：我到全球院工作已經超過了15年。這期間，研究所在推進一系列內部科研管理體制改革的同時，也承擔了院黨組賦予的院級層面改革試點的任務。我有時候也會開玩笑說，這15年一直是在管理體制改革中度過的。

　　2011年，院黨組選中我們所作為新的試點單位開展科研體制改革，并將亞太所更名為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在改制以后，除了原有的亞洲太平洋區域國別問題研究，還新增了“一帶一路”研究。2012年，院里開始啟動創新工程的試點工作，我們所被選中成為試點單位，開始圍繞創新工程的具體實施進行改革和探索，以期提供一些可資借鑒的良性經驗和做法。2015年，隨著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的開展，社科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作為首批試點單位在全球院開始建設，我全程參與并起草了籌建方案。由于國家高端智庫的特殊性，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運行，該智庫與全球院形成了兩套平行的運行機制，后續工作也得以順利開展。

　　規則是科研體制正常運轉的重要保障和支撐，從長遠來看，也是對科研人員最有效的激勵和約束。合理的考核考評機制能確立良好的規則導向，也能為科研人員帶來穩定的預期，從而影響他們的自身行為和發展。2010—2017年，我的工作主線就是圍繞這一系列的科研管理體制改革探索和智庫籌建展開。管理體制改革工作不好做，但欣慰的是改革成效十分顯著，讓人覺得這一切付出總是值得的。

　　目前，通過一系列的文件出臺，全球院已經制定了透明、公平、高門檻的職稱評審規則、創新工程經費使用原則、后期資助的運行方法和年終考核的具體標準，可以說，我們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系統的考核機制和獎懲辦法。在這一機制的引領和推動下，我們所也培養出了一大批年輕學者，他們成為所在學科和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獲得了許多國家級和院級稱號；還有一批同志走向了管理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也愈發成熟。

　　《中國社會科學報》：目前，在您的帶領下，“一帶一路”研究已成為全球院的重點學科。作為學科帶頭人，您帶領所內研究人員都進行了哪些嘗試或探索？

　　李向陽：過去十年，全球院“一帶一路”研究團隊取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學界同行和決策部門的認可。總體來看，研究特色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立足全球院的學科優勢開展跨學科研究。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共建“一帶一路”都不是純粹的經濟學問題，因此跨學科研究對“一帶一路”不可或缺。為此，我們組建了不同學科背景的團隊開展研究，包括經濟、政治、國際關系、社會文化研究等。

　　二是以學理化闡釋為主線開展前瞻性研究。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初，我們就開始從治理結構入手，研究其可行性及路徑選擇，進而發現“一帶一路”的研究空間越來越大。經過十年發展，“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被正式寫入了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為下一階段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工作任務。這也再次證明了我們研究方向的價值和意義。

　　三是協調基礎理論與應用對策研究，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形成社科院的智庫特色。與高校的研究機構相比，社科院的比較優勢在于擁有能夠直接服務于政府決策的平臺；與部委的研究機構相比，社科院的比較優勢在于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因此，我們力圖把這兩種比較優勢結合起來，開展服務決策的前瞻性研究。實踐證明，這種做法是完全可行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全球院的“一帶一路”團隊在發表一批有價值的學術論文和專著的前提下，有效服務了黨和政府的決策。這也是全球院一直以來推動智庫建設的指導理念和工作原則。

　　《中國社會科學報》：除了做理論研究，您平時還有哪些愛好或興趣？您的工作一定很繁忙，您如何看待個人生活與工作、學術研究相平衡的問題？

　　李向陽：老實說，我這個人比較乏味，我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貢獻給了科研和管理工作。這是因為思考問題和學術研究本身就能夠帶給我許多快樂，所以我愿意將我的時間投入科研之中。因此，科研工作幾乎占據了我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近20年從事管理工作，任務確實非常繁重。如此一來，在科研和管理工作之外，我基本上沒有太多的個人時間。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一個從事學術研究近40年的學者，您有什么話是想對院里從事國際問題研究或者世界經濟研究的年輕學者說的？

　　李向陽：對此我只能談一些個人體會，或許并不具有普適性。首先，從我個人近40年的學術經歷來看，正確的方法論始終是從事研究工作的一個前提，因為一旦方法出現偏差，那么理論構建就可能會出問題，相應的學術觀點也就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其次，國際問題研究要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希望年輕的國際問題研究者要有中國情懷，關注中國實踐。這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者的使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要熱愛自己的事業，熱愛自己所做的這份工作。興趣和熱愛才是工作的不竭動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對于學部委員這樣一份榮譽和責任，作為學科帶頭人，下一步您打算如何更好發揮學術引領作用，推動學科建設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李向陽：當選學部委員是我個人學術生涯一個新的起點。除了珍惜這一榮譽，學部委員的責任既需要對自身有更嚴格的要求，還需要擔負起團隊建設的任務。就我自身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繼續履行作為學者的擔當，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服務于“三大體系”建設，為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而努力。同時，也要發揮好學科帶頭人的引領和示范作用。

　　在集體研究中，我始終堅持“專業的事情必須交由專業的人去做”這一原則，要培養、鼓勵年輕人，讓他們得到發展的機會和平臺。尤為重要的一點是，作為一個研究機構的領導一定要嚴守學術道德底線。過去15年，我一直是《當代亞太》和《南亞研究》兩本期刊的主編，前者還是社科院評價研究院確定的權威期刊，但是這期間我從未在上面發過一篇文章，這是我對自己的約束和要求。因為我清楚地知道，作為所長和期刊主編，如果不能用嚴格的學術道德約束自己，那么相應的學術約束機制就會失去其應有的作用，人情稿、關系稿也會難以拒絕。因此，這些事情必須首先從自身做起，我也希望通過自己的言行，做良好學風和良好文風的示范者，推動形成更加良好的學術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