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人類所處的歷史方位進行了科學精準的描述：“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深刻變化，與持續不斷演變的人類歷史相比，這種深刻變化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征。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依據時間的長短和影響歷史進程的變量性質，把歷史分為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與三個時段相對應的分別為結構、局勢、事件。沿著布羅代爾的分析邏輯，結構指的是長期不變或變化十分緩慢但往往對歷史起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氣候、生態環境、社會組織和思想傳統等。在“結構”這一長達四五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維度里，歷史幾乎是宿命的。局勢大體指在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內形成周期和節奏的一些對歷史起重要作用的現象，如人口、物價、產出、工資、技術、制度等因素的變化。事件則是指一些突發事變，如革命、條約、地震等，這些事件如同閃光的塵埃般轉瞬即逝，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對整個歷史進程只起微小的作用。當然，三者之間的關系通常是相互的，比如革命“事件”可能改變結構的“社會組織”，技術進步既可能對結構施加影響又可能孕育事件。用布羅代爾的框架來看待今天的世界，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景象最突出的特征，便是長中短三時段的變化疊加在了一起，并恰切地詮釋了“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

　　日益嚴峻和緊迫的氣候變化和生態變化，是百年變局的突出代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21年8月發布的《氣候變化2021：自然科學基礎》報告，向全世界拉響了氣候紅色警報。隨著全球變暖，2021年的殘酷經歷將成為未來30年的氣候新常態。在2022年9月召開的第77屆聯合國大會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洪水、干旱、熱浪、極端風暴和山火正變得越來越糟，以驚人的速度打破紀錄”。同月，國際能源署和國際可再生能源署發布《突破性議程報告》，指出在當下全球能源危機大背景下，零排放過渡可能推遲數十年。即使各國馬上大幅減排，全球總升溫很可能在未來30年內達到1.5攝氏度。世界自然基金會在《地球生命力報告2022》中給出了觸目驚心的數據：1970年以來，全球受監測野生動物種群數量平均減少69%，其中淡水物種數量減少83%。更意味深長的是，所有上述災難都不是天然的，而是人為造成的。人類必須痛定思痛，立即行動。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7次締約方大會上各國能夠就創立損失和損害基金達成協議，在G20巴厘島峰會領導人宣言中強調要敦促各方依據《生物多樣性公約》達成“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均顯示出人類正行進在作出正確選擇的道路上。

　　半個多世紀前出現的互聯網，可以被視為技術變遷對人類生活施加深重影響的典型事例。網絡技術發展和普及的一個直接后果，在于極大降低了通信成本、拓展了傳播容量、加快了傳播速度，進而方便了人們獲取信息、接觸新觀念以及交流溝通。隨著信息技術發展而來的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已成為當今時代演化的一個重要社會力量。人們對自身權利的認知不斷加深，并且獲取這種權利的路徑越發明晰。正是由于民眾權利意識普遍覺醒的負面效應，民粹主義以及極端民族主義在一些國家漸成氣候并廣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與外交實踐之中。鑒于人們往往更喜歡聽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這一天性，各個媒體為爭奪關注度而精心編排節目、設計算法，推出各類極具針對性的信息，以至于來自“好友”的甚至是虛假的信息看上去更可信。發端于4年前、至今仍未消解的法國“黃背心”運動，主因并非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加劇，而是社會各階層各執己見、相互誤解、缺少溝通。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政黨及政治家從反對派到執政者的身份轉換，既是全球化負面影響和網絡革命所導致的階層權利意識覺醒的后果，也是加速全球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傳播的一個動力源。

　　人口總量、年齡和族群結構經歷著深刻復雜變化，并成為左右歷史進程的要素之一。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報告，指出全球人口在2022年11月15日達到了80億，并預計2080年將達到峰值104億。這與3年前預測的全球人口2100年達到110億峰值相比有了顯著變化，其背后是主要經濟體的人口快速老齡化，而部分國家的人口爆炸似乎也阻擋不了這一趨勢。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勞動力供給減少，由此可能降低潛在增長率；與社保相關的財政支出增加，因此形成的赤字壓力可能拖累經濟長期增長；老年人創新能力與意愿下降，會波及勞動生產率提升；消費需求減少，投資增長與結構均會有所改變；一些國家的移民政策可能被迫出現調整，進而引發社會分裂；老年人政治參與程度上升，各國內部政治博弈過程與結果會因此發生改變；等等。同時，部分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的人口爆炸，不僅威脅到生態環境可持續性，還可能因為就業困難而波及社會穩定性。此外，族群認同或民族主義被少數人惡意利用，有可能演化為資源民族主義或民族分裂主義，甚至導致地緣政治經濟沖突。

　　在18世紀之前的十幾個世紀中，人類社會的人均產出增長極為緩慢，平均在0.1%—0.2%。在工業革命后，經濟增長率大幅度提高。伴隨世界產出快速增長的，還有國家間的產出增速分化，特別是最近半個世紀世界主要國家產出增速對比可謂滄海桑田，并主要體現為東升西降。僅從名義GDP看，1978年中國不到美國的7%，而2021年則達到近77%。盡管在此期間美國人均名義GDP從1萬美元增加到7萬多美元，但中國的復興還是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恐慌，以致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成為國際關系領域內的熱點話題。現行國際體系中的既得利益國家為維護和擴大自身利益，將打壓競爭對手作為其對外政策的優先選項，甚至在處理日益嚴峻的全球問題過程中仍將全球治理作為制約對手的工具。它們力求通過維持或新建一套于己有利的非中性的國際規則，把競爭對手鎖定在全球供應鏈價值鏈的中低端，以鞏固自身在全球經貿科技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它們以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意識形態或文明背景為標準，試圖構建以邊緣化或孤立為目標的平行體系。2021年9月美國與歐盟創立的貿易科技委員會，2022年5月成立的印太經濟框架，便是兩個典型的打造小院高墻事例。然而，今天人類最需要的卻是合作。

　　2022年2月爆發的烏克蘭危機，是將對人類歷史進程產生持久影響的短期事件。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國家對俄實施的制裁超過一萬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俄羅斯2022年經濟增長為－3.4%。制裁的次級影響更是隨處可見。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美元和歐元融資，均因俄羅斯身在其中而遇到嚴重阻礙，融資成本亦因評級下調而顯著上升。次級隱性影響同樣巨大的主要表現之一是，眾多與俄羅斯有密切往來的企業因擔心美國的連帶制裁而不得不終止相關貿易投資活動。不過，西方對俄制裁的中長期影響更值得關注。俄羅斯逐漸被發達國家限制甚至逐出其能源需求市場，不僅可能改變油氣供求的地緣政治經濟結構（比如，提升歐佩克尤其是其主要成員的石油話語權），也會加速全球（特別是歐洲國家）的能源轉型進程，可能還會將全球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推遲幾十年。歐洲一些國家恢復煤電廠運營便是一例。美歐對俄羅斯的金融制裁種類繁多，既包括凍結海外資產乃至外匯儲備，也包括將眾多俄羅斯金融機構逐出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信協會報文系統。這種將貨幣金融政治化或武器化的行徑，在打亂國際正常報價結算儲備運行程序的同時，也減弱了人們對未來的信心。如果這種現象持續下去，世界增長將被殃及，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根基將被進一步撼動。

　　以氣候變化和生態失衡為表征的全球挑戰，以網絡技術演化帶動的社會政治經濟重組，以老齡化為因素之一的全球經濟增長遲緩，以中美綜合實力對比催生的霸權維護博弈，以西方因烏克蘭危機對俄制裁導致的各種中長期影響，從不同側面證實了如下判斷：“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盡管人類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但我們還是要看到，“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決定了人類前途終歸光明”。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順應歷史潮流，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世界共同繁榮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是中國的發展目標與責任所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