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面臨復雜多變的環境和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我們正在經歷世界性赤字，如“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其中，自然還有我們自身的教育赤字、醫療赤字、話語赤字等。作為人文學者和文化工作者，我們有義務和責任總結經驗、直面挑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盡心竭力。

　　立場、方法與目的

　　作為體量最大、從業人員最多的學科之一，我國外國語言文學學科自2017年起開始五條腿（即文學、語言學、翻譯學、比較文學與跨學科、國別與區域研究）走路。隨著“四個自信”逐漸深入人心，“三大體系”建設被提上議事日程，并越來越成為學界共識。其中，自然牽涉我國外國文學界的立場、方法與目的之變。

　　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和翻譯終究或主要是為了強健中華文學母體的“拿來”。這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魯迅高舉的旗幟。遺憾的是，這面旗幟正在有意無意地被“世界主義”者們所拋棄。后者罔顧歷史，罔顧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大談所謂的“世界文學”。那么，不知達姆羅什、卡薩諾瓦們眼中的“世界文學”是否包括《紅樓夢》和“魯郭茅”“巴老曹”，是否包括大量發展中國家文學和堅持文學介入社會的形形色色的現實主義。即使文學有其自身規律，但存在只是必然王國，并不等于理想王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為我們提供了建立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方法論：在承認資本主義作為歷史必然的同時，仍堅定和義無反顧地批判資本主義。

　　20世紀被譽為批評的世紀，有關方法熙熙攘攘、紛紛擾擾，令人目眩。從形式主義到新批評、從敘事學到符號學、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從女權主義到生態主義、從新歷史主義到后殖民主義、從存在主義到后人道主義等，或是流散、空間、身體、創傷、記憶、族裔、性別、身份和文化批評等，以及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之后等，可謂五花八門。

　　于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心目中的一些經典作家（如巴爾扎克、托爾斯泰）曾受到冷落。與此同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顛覆了我國現代文學歷經數十年建構的經典譜系，從而將張愛玲等“自我寫作”者們奉為經典。這中間除了對傳統意識形態的逆反，恐怕還有更為深層的根由。舉例而言，曾幾何時，當我們的一些同行有意無意地忘卻了弗洛伊德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尖銳批評時，有一些人甚至正興高采烈地拿著弗洛伊德的理論解構和惡搞屈原。

　　也正是在這種“反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驅使下，唯文本論大行其道。這種拔起蘿卜不帶泥的做法，與源遠流長的形式主義不謀而合，或變本加厲地延承和發展了形式主義，作者被“死了”，形形色色的方法凌駕于文學本體之上。對近三四十年的外國文學評論領域的文獻稍加檢索，不難發現其中大多是自說自話和從理論到理論的“空手道”，或是罔顧中國文學這個母體的人云亦云。盛行一時的學術評價體系推波助瀾，正欲使文學批評家成為“純粹”的工匠。學術以某種標準化生產機制為導向，將批評引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模塊化”勞作。我們是否進入了只問出處不講內容的怪圈？是否讓一本正經的鉆牛角尖和煞有介事的言不由衷，或是模塊寫作、理論套用、為做文章而做文章、為外國文學而外國文學的現象充斥學苑？其中的作用和反作用是否已形成惡性循環？

　　可喜的是，近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同行正致力于為我所用的“拿來”。比如，新社會歷史批評，以及方興未艾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和價值敘事學。他們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富有家國情懷、彰顯國家意識的研究范式，正在逐漸改變業已堅硬的唯文本論傾向，不僅著力開掘作家作品及其從出的社會歷史語境，而且將本國讀者及其接受和選擇問題納入批評視域。雖然歷史不能還原，但歷史的維度永遠是文學批評的首要方法。只要將“魯郭茅”“巴老曹”和張愛玲們置于社會歷史語境中，那么誰有資格成為民族脊梁、文學經典，也就不言而喻了。

　　敘事與策略

　　在狹義文化方面，我們仍面臨茶壺煮餃子問題。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提高中國敘事水平，亟待同志努力。特別要注重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時主動借鑒世界優秀文化，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形成同我國文化底蘊、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多年以來，尤其是在最近十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和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在學術史研究、學科史研究和話語體系研究方面邁出了較為堅實的步伐。以《外國文學評論》和《外國文學動態研究》為代表，顯示出我國外國文學界在方法論上完成了重要轉型，社會歷史批評和學術史研究、學科史研究向度得到有效彰顯。與此同時，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及其十余個語種、國別、區域和類型分會“八仙過海”，在文學倫理學批評、敘事學轉型等方面的著述不勝枚舉。這關涉我國外國文學的眾多從業同行、一批刊物和大量成果。在此，僅就文學倫理學批評和敘事學轉型稍加評點。

　　文學始終離不開倫理，就像其不可能不浸淫于審美傳統。正如蔡元培所指出，我國倫理學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歷時兩千余年。但是，受林林總總的現代文學理論、批評方法的沖擊，文學倫理學批評被放逐久矣，直至近十余年在聶珍釗的倡導下形成態勢。他的主要觀點是，人類文化經歷了“自然選擇”“倫理選擇”，正在或即將經歷“科技選擇”。這無疑值得重視和討論。

　　另一個重要現象是敘事學轉型，即從形式主義向價值和認知轉化。申丹從潛臺詞出發，探索隱性敘事。傅修延從敘事價值論出發，認為如何在智人的基礎上闡釋敘事人是敘事學發展的重要方向。在我看來，這非常符合我國的話語體系建構。當西方仍在血緣論向度上糾纏種族民族問題時，中華文化卻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從認識論層面淡化了血緣在族群和社會構成中的作用。所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經》），人文化成，也即敘事化成、認知化成。正因如此，當成吉思汗的子孫融入中華文化，也便不再具有侵略性。而滿族同胞入主中原后改建的故宮三大殿，也便成了太和殿（天人之和）、中和殿（人人之和）與保和殿（人己之和）。從這個意義上說，認識人類文明新形態、闡發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無疑大有可為，也是我國學術界、文化界砥礪奮進的歷史使命和現實目標。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