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以下簡稱“拉美”）是世界上發展中國家最為集中的大陸之一。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拉關系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發展歷程。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徐世澄是這段歷程的參與者和見證者。這位77歲的學者在拉美研究領域辛勤耕耘60年，其學術生涯與中拉關系發展緊密相連。

　　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徐世澄出生于1942年，1960年進入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現為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學習西班牙語，隨后留學古巴，回國后先后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工作，曾多次前往拉美主要國家地區訪學調研。他既注重對拉美地區宏觀問題的研究，又注重專題研究，其獨著或主編的《拉丁美洲政治》《拉丁美洲現代思潮》《美國和拉丁美洲關系史》等在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拉丁美洲政治》是我國第一部有關拉丁美洲政治的研究生教材。他也關注地區中觀和微觀層面研究，撰寫的《一往無前墨西哥人》以平等的視角、親切的筆觸、生動的事例，展示了墨西哥民族、社會和文化的各個方面，淋漓盡致地描繪了一幅豐富多彩的墨西哥文化生活圖景。他接觸過多位拉美政治人物，與很多拉美知名學者有過深入交往，所著的《卡斯特羅評傳》《查韋斯傳》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生動再現了兩位政治領袖的傳奇人生，在古巴和委內瑞拉國內都得到了高度評價。

　　拉美國家國情各不相同，既有巴西、墨西哥這樣人口過億的新興大國，也有加勒比海地區人口數萬的“彈丸島國”。徐世澄認為，在復雜的拉美情況面前，社會性實踐和田野調查尤為重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做拉美研究，不能光看書本，要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徐世澄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堅持，起始于他在古巴留學時期。1964年，根據組織安排，22歲的徐世澄前往古巴，開始了為期3年的留學生活。其間，他選修了古巴、西班牙以及拉美的歷史、經濟、外交、文學等課程，有意識地為回國后從事學術工作做準備。當時古巴實行學習和勞動生產相結合的教育制度，每年的甘蔗收獲季，包括外國公費生在內的青年學生都必須下鄉參加收割勞動。利用這個機會，徐世澄深入接觸古巴勞動人民，充分了解了古巴農村土地分配、農民收入以及古巴小農、合作和國營農場的生產經營狀況等，并撰寫成調研報告。留學期間，他還乘火車周游古巴，體驗風俗民情，了解民生情況；在革命廣場或哈瓦那大學，數次聆聽卡斯特羅、格瓦拉等古巴革命領導人激動人心的演講。青年時代在古巴的實踐經歷，為他積累了豐富的研究資料，也讓古巴成為他日后研究的重點對象國。

　　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國際問題研究

　　徐世澄的家位于北京西三環，充滿濃郁的拉美風情。客廳的墻上掛著來自秘魯的羊毛氈畫；一架書柜頂上擺放著格瓦拉雕像，玻璃柜門后陳列著阿根廷探戈舞者雕塑、墨西哥草帽、玻利維亞玩偶等，這些都是他在拉美訪學調研帶回的紀念品；另一架書柜則堆滿書籍，其中除了與拉美相關的中西語學術資料，還包括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和東西方人文社科著作，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地理等多個領域，令人感嘆其主人知識涉獵之廣、學術眼光之開闊。

　　在徐世澄看來，國際問題研究的目的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國家總體外交服務。因此，研究人員不能只盯著對象國的“一畝三分地”，而必須掌握多個學科的知識，甚至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以便從不同角度去分析思考國際問題；更重要的是，必須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以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指導科研。“只有好好學習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辯證和歷史地觀察和分析問題。”徐世澄說，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和多學科知識背景作為支撐，那么無論是選題方面，還是在資料收集方面，都會處處碰壁，學術創新也就無從談起。

　　在書柜的顯眼位置，擺放著中文和西班牙語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以及《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國通史》等書籍。徐世澄說，國際問題研究者不僅擔負著學術研究的職責，同時也是民間外交的重要參與者，肩負著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使命。因此，了解中央方針政策，熟悉中國歷史文化，也是研究人員知識儲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事實上，向國際友人宣講中國故事，已成為徐世澄退休后主要任務之一。應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商務部等單位的邀請，每年他都多次向來華的拉美外賓講解黨的方針政策、中國發展道路、“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歷史文化和中國對拉美的政策等。就在接受采訪的前一周，他在商務部國際商務研修學院用西班牙語為23名阿根廷官員作了“中國領導人治國理政新理念”講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下課后，學員們熱情地邀請他品嘗阿根廷特產馬黛茶，感謝他的精彩演講。

　　情系中拉關系發展

　　談及中拉關系發展史，徐世澄滔滔不絕：“當前跟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拉美國家已有24個，而1964年我到古巴留學的時候，拉美僅有古巴一個國家與中國建交；2018年中拉貿易額已達3074億美元，中國在拉美的實際投資2017年底達到3870多億美元，2200多家中國公司在拉美運營，而在改革開放初期，中拉貿易額僅為12億美元，我們在拉美沒有任何投資；中拉已經舉行兩屆中拉部長級論壇，24個建交國家中有19個與中國簽訂了‘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備忘錄……”徐世澄盤點著這些數據，像說起自己孩子一樣準確又熟悉，對中拉關系發展的關切之情溢于言表。

　　隨著近年來中拉關系駛入“快車道”，國內學界也加大了對拉美研究的重視程度。徐世澄欣慰地看到，拉美研究正在迎來春天。他告訴記者，1959年他在北京大學學習西班牙語時，全國開設西班牙語專業的高校寥寥無幾，而1961年正式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拉丁美洲研究所（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是我國第一家也是相當長時期內全國唯一一家專門從事拉美地區研究的綜合性學術機構。如今，國內高校和智庫中的拉美研究機構已超過60個，100多所大學開設了西班牙語專業，45000多名青年學子正在學習西班牙語，拉美研究呈現蓬勃發展態勢。

　　退休后的徐世澄依舊活躍在學術研究前沿，忙于著書、調研、講課、學術交流，同時他非常重視對青年學者的提攜和培養。每逢有青年學者向他討教學術問題，他必一字一句認真做答，還叮囑對方應查閱哪些學術資料。他常常鼓勵年輕人珍惜現在的科研條件，學好西班牙語，利用各種機會前往拉美國家實地考察，與當地學者和民眾探討交流。他說：“研究一個國家就要親身體驗這個國家，一次不夠，一定要多去幾次。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味它的歷史，感受它的現在，預測它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