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剛是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民文所”）副研究員，2007年起在我院從事民俗學及民族文學研究，研究領域包括民族文學、民俗學、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多個方向。

　　除了科研工作，朱剛在國際非遺保護領域也用力頗深。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國際培訓師，他參與了多個國家的非遺培訓工作，分享中國在非遺保護方面的經驗；作為非遺政府間委員會審查機構前成員（中國民俗學會）代表，他深度參與了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名冊的國際評審；作為國家文化主管部門指定的專家，他也全面參與了國家層面的申遺實踐如春節、二十四節氣、太極拳、送王船。因其在非遺保護工作中的卓越成績，2024年10月，他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先進個人”稱號。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朱剛，分享他在非遺研究和保護以及推進國際合作方面的體會與思考。

　　學術傳承奠定理論根基

　　《中國社會科學報》：朱剛老師好！首先，祝賀您榮獲“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先進個人”稱號。對于獲得這個稱號，您內心是什么感受？

　　朱剛：我感到非常榮幸，同時也感到責任重大，這份榮譽也成為我繼續深耕非遺研究、肩負科研重任的新起點。“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先進個人”這一榮譽，民文所前輩學者如朝戈金老師、巴莫曲布嫫老師多年前就獲得過。我作為后輩和他們的學生，與其說是獲得了一項個人榮譽，倒不如說是在前輩開拓的道路上繼續奮進，憑借民文所的學術傳承獲得了有關部門的認可。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民文所在民俗學學科建設上是卓有成效的，一眾學者獲得獎掖的重要內因正在于其傳承有序的學術傳統。

　　能夠獲得這份榮譽，既得益于我在民文所獲得的學術訓練，也有賴于中國社會科學院這一無與倫比的平臺。非遺保護作為一種政策實踐，其核心在于政府主導下各利益攸關方的協同運作，整合全社會之力共同開展非遺的系統性保護。換言之，非遺保護的關鍵在于制定合理、有效的保護政策。如此，我國形態多樣、儲量豐富的非遺資源才能得到更好的保護。作為一項系統性工程，非遺絕不是單靠某些個體或群體就能保護好的，政府的有效主導才是非遺保護最堅實的基礎。因此，我覺得這份榮譽背后，最重要的啟示可能就是我們的學理研究、政策建議對政府決策形成了有效支持。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是如何走上非遺保護與民族文學研究這條學術之路的？

　　朱剛：與非遺、民族文學結緣可回溯到我在中國社科院讀碩士的階段。我原本不是主攻非遺的，而是專治口頭詩學。民文所作為國內首家開設口頭傳統研究的機構，率先將誕生于美國哈佛大學的口頭程式理論引入中國，由此開創了口頭傳統研究中國學派的建設之路。口頭傳統這一特定領域，雖深受國外學者相關理論成果的影響，但其引入中國并非簡單意義上的“西學東漸”，而更像一種理論視域上的中西相遇。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文所在少數民族文學特別是史詩學方面的研究有著深厚積淀。我國的史詩搜集、整理工作，嚴格說伊始于20世紀50年代，民文所以仁欽道爾吉、郎櫻、降邊嘉措、楊恩洪為代表的老一輩學者，在口傳史詩的資料建設和學術研究上作出了典范意義的成果。在他們的基礎上，中生代學者代表尹虎彬、朝戈金、巴莫曲布嫫等在扎實的田野研究基礎上融貫中西，為中國口頭傳統研究在國際民俗學理論譜系中贏得一席之地。

　　作為民文所的學生，我一開始立志于白族口頭傳統研究，并設定了從村落個案田野研究到傳統歌會文化空間研究、再到西部民族地區傳統歌會比較研究這一研究思路。正是在學習理論、闡釋傳統的過程中，我發覺單靠民俗學的一管之見，其實頗難應對歌會這一體量龐大的文化傳統。口頭傳統研究中國學派的問題意識從一開始就不同于西方學者，我們更多是處理口頭詩歌的文化意義而非其創作方式的問題。此時，適逢民文所朝戈金、巴莫曲布嫫等老師正深度參與當時方興未艾的非遺保護工作，我們在課上課下都聆聽到很多基于專業又富有社會文化洞見的見解。我當時產生一種感覺：非遺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學理研究，更多與國家大政方針有關，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關。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偏于學理的口頭詩學，其理論旨歸在于為人們理解中國人及中國文化提供了一種參考角度，那么偏于應用的非遺保護，其實踐宗旨則在于更好地保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文化保障。從上述兩方面看，不論是口頭傳統研究，抑或中國非遺保護實踐，背后當有更大的理論旨歸。我們應當在思考中國文化基本問題的同時，也要考慮這些問題對于全人類的意義，并在理論上拓展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人類基本問題的反思深度。

　　《中國社會科學報》：對于學術理論建構，您有哪些思考和實踐？

　　朱剛：民文所近幾十年著力推動口頭傳統研究的學科建設，致力于推動口頭傳統研究中國學派的建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口頭詩學理論體系。作為本所培養的國內首批口頭傳統研究方向碩士研究生，我在口頭詩學理論研究、少數民族口頭傳統個案及比較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個案及理論研究等領域長期耕耘，已形成若干研究方向，并提出了民俗學中具有原創性和標識性的“交流詩學”概念。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期間，我的“交流詩學”受到時任哈佛大學希臘研究中心主任納吉的重視，被納入“神話與民俗2.0書系”，擬由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出版。

　　以“交流詩學”為指導，我開展了西部民族地區傳統歌會的比較研究，力圖揭示不同傳統歌會文化空間的文化共性以及其中可能蘊含的有關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基本要義。同時，通過梳理教科文組織非遺保護政策演進的歷史進程，我還嘗試在國內非遺研究界建立一種以政策研究為導向的全新研究范式。

　　深刻理解文化與發展的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是怎樣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如何看待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現狀？

　　朱剛：關于非遺的定義，相關各方主要以2003年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為參考基準。理解非遺實際要從其發展的歷史脈絡出發，既要歷史地看，又要比較地看。可以說，給非遺下定義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嘗試。回到《公約》中的定義本身，非遺“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實際上使用了枚舉法，選取了非遺若干典型的文化表現形式。其落腳點則在于，將界定非遺的權利還給擁有遺產的社區、群體和個人。轉換為中文語境下的表述，就是遺產的認定要以人民為中心。

　　可以看到，我國的文化保護實踐一直與國際社會保持一種呼應乃至同頻共振。這也是我國的非遺保護工作在《公約》通過之后能夠取得重大成績的原因。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國的雙向奔赴。在政府的有效主導下，我國豐富的非遺資源得到全面識別、認定，從而進入系統的整體性保護階段，在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維持和弘揚上作出了基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大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口頭傳統與口頭詩學研究對非遺保護工作有積極作用嗎？

　　朱剛：非遺分五大領域，首要的便是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這與口頭傳統研究的研究對象幾乎完全吻合。前面說過，口頭傳統研究主要側重發掘口頭性在人類構建文化系統中的功能與作用，特別要厘清以書面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對理解口頭傳統造成的認識論障礙。這一點與非遺保護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為更好地保護非遺，就要更深入地理解非物質表現形式與物質表現形式之間的差異。在物質遺產保護歷史更深遠、更受重視的前提下，如何能夠回歸非遺本身，跳出以物質性為中心的認知框架，可以從口頭傳統研究中找到理論滋養和智力支持。換言之，非遺保護的關鍵在于樹立關于非遺重要性的觀念，而樹立觀念的前提則在于如其所是地認識、理解非遺，祛除既有刻板偏見。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看待現代技術對傳統民俗和口頭傳統的影響？

　　朱剛：民俗學中一直存在一種關于危機的敘事。民俗學向來被認為是關于傳統的知識或傳統之學，被視作現代的對立面。當然，這基本上是20世紀以前民俗學范式的特點。在20世紀70年代人文及社會科學普遍發生語言轉向之后，民俗學實際上也完成了范式轉換，對于民俗的追問變為對民眾口頭表達系統或藝術性交流過程的探究。這就是當代民俗學研究主要圍繞人類口頭藝術進行探索之問題意識的理論根源。但是，現代信息技術特別是網絡技術、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技術更迭，使很多人都會有一種“越早出現越落后、越晚出現越進步”的認知傾向。然而，從口頭傳統、書面傳統到現在的網絡技術，就本質而言都可算作不同時代人類的媒介技術。與技術領域單向迭代進化即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相比，人類的三大媒介技術之間不是后代取代前代的線性發展，而是后代全面兼容前代、不同代別同時共處的局面。究其原因，人類作為社會性的生物，其存在是被文化而非技術決定的。不同的媒介技術都或有優劣且能夠補益彼此，正好可以更好地服務于人類復雜的社會文化生活以及人類多元的文化需求。所以，現代技術無法完全取代民俗或口頭傳統，正如電腦、手機不能取代口頭交流，而是創造條件使人類的口頭交流具有了多樣表現形式。但是，民俗或口頭傳統研究也不能擯棄技術。技術與生活的深度結合是人類發展的總體性趨勢，我們既要研究技術對民眾生活的影響，又要利用技術手段創新研究方法。但不論舊的或新的研究范式具有何種差異，其最終旨歸仍在于為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人類自身的存在方式提供一種理論參考。

　　鐘敬文先生說過，民俗學不僅是一門傳統之學，更是一門現代學問，說明民俗學雖在理論視域上有其特定性，但其終極關懷卻超越了時空的限定而指向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規定。在當代，民俗學完成了范式轉換。與此同時，在人類文明進程特別是遺產保護進程中，非遺的命名轉換又為民俗學賦予了強勁的動力。這說明，當代人類的文化政策實踐也在無時無刻地影響和形塑民俗學學科，民俗學理論也對遺產保護等特定領域持續發揮著指導作用。民俗學一方面與傳統有關，另一方面與文化的發展有關，這注定其在傳承與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朱剛：就世界范圍而言，非遺保護的最大挑戰來自對文化不重視。我們常說的現代性問題，一個基本表現就是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在現代化、全球化的過程中受到擠壓，現代生活方式全面取代了傳統生活方式，人類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對自我的存在方式及其意義產生了更多不確定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文化要在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劃和發展策略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2003年《公約》其實都是這一核心理念的產物。因此，非遺保護的最大挑戰在于如何讓各國政府乃至廣大民眾重視并深刻理解文化與發展的關系。其絕不是那種固守文化與發展絕緣的本質主義立場，而是強調在發展的維度中，讓文化為人類的福祉、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發揮更大作用。

　　助力我國非遺工作高質量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公約》通過以來，對世界各地的非遺保護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您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角色和職責是什么？

　　朱剛：我的個人身份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國際培訓師，集體身份是前審查機構成員中國民俗學會辯論代表。前者主要涉及非遺的國際培訓，例如曾赴平壤、伊斯蘭堡、云南普洱，為朝鮮、巴基斯坦、老撾等國的政府官員講授公約知識、申報程序、清單編制、社區參與等專題內容。后者主要涉及教科文組織的名錄列入機制，即代表作名錄、急需保護名錄、優秀實踐名冊、國際援助的國際評審。我作為團隊代表，3年之間共參與8次審查機構評審會議，對《公約》的運行機制有相對深入的了解。

　　2018年，我參加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師資培訓班，并獲得該組織非遺國際培訓師的認證。這為我打開了通往更廣闊舞臺的大門。同年，我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辦公室、亞太培訓中心委派前往朝鮮和巴基斯坦，為當地學員講授非遺申報程序及《公約》相關知識，同時分享了中國在非遺保護方面的豐富經驗。

　　從2018年到2022年，我代表中國民俗學會，連續參加了五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NGO論壇，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13—17屆常會。這些會議分別在毛里求斯、哥倫比亞、法國和摩洛哥等地舉行，我也有幸在全球非遺保護的國際場合中與國際同行充分互動，在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系統性戰略布局中履職盡責。此外，作為文旅部指定專家，自2018年以來，我深度參與了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名錄項目的履約報告撰寫工作，送王船、太極拳、春節等項目列入相關名錄的申報書撰寫工作，以及羌年、中國木拱橋傳統營造技藝等已列入項目的名錄轉移申報書撰寫工作。上述申遺及履約工作方面的經驗，反過來也成為我繼續深入開展非遺理論研究的重要思想和實踐資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平衡本土文化保護與全球文化交流？

　　朱剛：至少在全球化這一理論預設下，各國都面臨相同的挑戰，即文化的標準化與多樣性之間的矛盾。一句話概括，全球化就是將某種文化特殊性拓展為全球普遍遵循的標準。技術上的一致性可能有益于人類的生活，但文化上的標準化對人類的存續不啻滅頂之災。保護文化并非僅保護本土文化，而是保護受到現代性影響的文化表現形式。至少從遺產保護的領域來看，遺產這一概念從原有私人領域向公共領域的擴展表明，唯有各國之間攜手合作才能有效保護遺產。文化之間唯有對話與交流，才能促進彼此的理解和相互欣賞，從而更加深入地認知自己所持有之文化的深刻性與重要性。非遺保護的宗旨就在于促進國際合作。遺產領域的保護實踐表明，各國唯有攜手，才能保護好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國際合作是推動文化在人類發展策略中發揮更大作用的關鍵所在。沒有國際合作，文化對話、文明互鑒都將淪為空談。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未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有哪些設想或計劃？在中國社科院這一平臺上有哪些具體的規劃？

　　朱剛：在學術上的設想是推動非遺領域政策研究的范式轉換。政策研究主要針對非遺領域，作為保護者的政府工作人員以及作為研究者的科研人員，不能彼此隔絕、互不往來。我的想法是創造一種新的話語形式，為上述兩大群體進行對話和互動提供平臺，最終能使學理研究有效轉換為政策制定的智力支持。民文所目前已在籌備建立院級非遺研究中心，致力在統合我院非遺研究力量的基礎上成立國家級的非遺研究平臺。一方面，為我國非遺保護工作提供高質量的資政建議；另一方面，為我國非遺領域的后備人才提供高質量的能力培訓，以期為我國非遺保護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得益于中國社科院的殿堂級學術平臺，我在成長過程中獲得很多赴外交流的機會。也是通過訪學、會議、培訓等交流形式，我與國外學者有了更頻繁的接觸、更深入的交流。我的基本感受是，國外學者對我們的了解，遠遠不及我們對他們的了解。但是，想要他們重視我們的研究，就需要開展積極、有效的學術對話。不能將中國材料作為驗證西方理論的注腳，而要通過基于中國的理論抽繹，指出西方理論未有涉足或不能兼顧的方方面面，這樣才能贏得西方學者的尊重，掌握真正的話語權。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有志于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年輕學者有哪些建議？

　　朱剛：要從事非遺研究，一方面需要深入了解國際非遺保護的學術史和政策演進史，另一方面也要系統學習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等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識。雖然非遺保護不以學理研究為其基本朝向，但唯有深刻的專業洞見方可轉換為指導實踐的利器。重視政策研究，要在人類共同的文化事業發展中和整體福祉的爭取上，更加積極地發揮學者這一群體的特殊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