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全面深刻地論述了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基本特征與發展規律，為新時代新征程上切實推進文化領域的各項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為廣大文化工作者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新的指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個突出特性。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是我們理解中國歷史、現在與未來的重要前提；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

　　這五個特性的概括，準確、恰當地揭示了中華文明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征、規律與價值，為全面認識和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屬性提供了嶄新的角度。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文學也顯著地具有上述特性。結合這些特性來觀察和思考中國文學，可以讓我們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看到許多以往不曾關注到的重要面向。

　　第一，從連續性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學在有據可循的數千年發展歷程中，無論是各民族口耳相傳的神話、傳說、史詩等口頭傳統，還是詩歌、散文等作家書面文學，其表達方式、修辭策略、所蘊含的基本精神和情感，以及許多重要文體，都保持著一脈相承的連貫性。在后世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新的藝術手法、新的文體與新的思想觀念，則大都屬于從早期傳統主流中生長出來的支流。這種連續性，構成了中國文學史的核心特征，也是我們書寫中國文學史時需要關注的重點。

　　第二，從創新性的角度來看，創新恰恰是使中國文學保持生機、保持連續性的內在動力。文學研究特別是民間文學研究領域，通過一組重要概念——“傳承”和“變異”——對文學發展過程中連續性與創新性的辯證關系，作出了十分清晰的討論。文學沒有傳承就談不上變異，而沒有變異更不可能有文學或文化的傳承。創新性屬于體現文學主體的自覺與能動性的主動變異，尤其具有保障文學賴以持續傳承的重要作用。

　　第三，從統一性的角度來看，文學作為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民眾情感、體現民族精神的藝術形式，既是多種現實因素投射的結果，又能夠對現實世界發揮多方面的影響作用。在中國各民族歷代文學作品當中，我們既能看到大量反映國土完整、國家統一、民族凝聚力等主題的現實題材內容，又能看到強調多元融合、反對戰爭分裂的安土重遷思想的集中表達。因此可以說，統一性既是中國文學的外在功能，又是其不可忽視的內在屬性。

　　第四，包容性是對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中華文明最深層屬性的概括。正是由于有包容性，中國文學才始終能夠保持海納百川、胸懷天下的胸襟和氣魄，既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內部保持著不同民族、不同區域文學之間持續互動的活力，又始終以開放、包容的態度積極吸納和借鑒世界各國文學的精華，并由此獲得強大的生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包容性是保證統一性的重要前提，沒有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就不可能有相互之間的統一；包容性也是保證創新性和連續性的基礎，缺乏兼容并蓄精神的文學，就不可能容忍創新或變異，不可能容忍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也不可能獲得長久的生命力。同時，對于五個突出特性中的和平性而言，包容性也至關重要，它是保障中華文明、中國文學具有深入骨髓的和平性的根本要素。

　　第五，和平性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中國文學的另一個重要視角。舉例來說，無論是在口頭文學還是書面文學當中，大團圓的結局是中國傳統文學最突出的特征。從藝術角度而言，這種結構模式，因其套路化的表達曾受到不少批評家的詬病，但是，結合中華文明和平性的概念，我們卻可以看到這種模式中所蘊含的中華民族對于和平、安寧的永恒追求。而像《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等著名傳統文學作品，盡管有許多表達強烈沖突乃至血腥暴力的書寫，但其最后的結局，也都是朝向和平，并因此而為大眾喜聞樂見，這又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中國文學的和平性。

　　結合當前正在全國范圍廣泛開展的“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的學習心得，再來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概括，可以看到，其中鮮明體現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貫徹始終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尤其是整體性、系統性和學理性。這對于推動新時代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對于我們進一步繁榮發展文學研究事業，推進新時代大文學觀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同時，極大增強了我們加快構建中國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并以此為基礎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信心和決心。

　　所謂大文學觀，指的是以文化整體性的眼光來認識文學現象、總結文學發展規律、探索文學基本屬性并推動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觀點和方法。它肇始于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經過延安新文藝運動的洗禮和深化，這種被后來者概括為“大文學觀”的文學思想獲得了進一步發展。新中國成立之后，在國家欣欣向榮的制度保障下，經過鄭振鐸、何其芳、鐘敬文、賈芝等一大批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大文學觀的基本理念日益普及。通過強調以開放的態度和廣闊的視野來理解文學，文學研究的領域不斷拓展，小說、神話、傳說、歌謠、戲曲等許多以往被狹義文學觀排斥在文學殿堂之外的重要文體，都被納入文學的范圍，并得到高度重視；立足于對人民立場的強調，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人民的所有文學創造，都被納入關注的視野，這在彰顯人民豐富創造力的同時，也為推動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堅持和深化胸懷天下的理念與工作策略，促進社會文化建設，發揮了切實有效的作用。

　　在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的前提下，這種大文學觀，不僅體現著對于文學對象的兼容并蓄，也意味著對文學觀點與視角的海納百川。無論是對傳統的經典作家文學，還是對民間口頭文學以及今天的網絡文學；無論是對漢族的文學，還是少數民族的文學；無論是對中國傳統的文學思想，還是西方的文學理論，都始終保持著寬容的襟懷和積極支持的態度。

　　由于對文學所持的態度，是開放的而非封閉的，是包容的而非排他的，是創新的而非保守的，因此，這種打通古今、融會多民族、觀照中外的文學觀，不僅為全面觀照文學的多樣性創造了良好條件，也為建設和完善不同的二級學科，實際推動文學研究在理論、視角和方法上的全面發展，奠定了扎實基礎。而這一切，又是我們今天適應時代要求，賴以從文學文化整體的角度進一步提升各項基礎研究，并促進基礎研究成果的社會應用轉化及其服務當代文化建設作用的重要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二級學科按照原有規劃獲得長足發展的同時，中國文學一級學科當中的不同學科之間也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各自為政、界限分明的壁壘，因而又與大文學觀的基本理念漸行漸遠。在這種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新的系統論述，以及其中所體現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整體觀、系統觀，對于我們進一步發展大文學觀中綜合、整體、比較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策略，推動文學研究各學科形成既立足自身傳統又拓展研究視野的自覺意識，促進學科融通發展，必將起到積極的引領作用。

　　具體來說，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中對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概括，必然有助于深化有關文學自身豐富性、多樣性的認識，并起到拓展文學理論及視角的作用；必然有助于進一步理解文學實踐主體的多元性及主體間性，進而為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在國際社會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揮作用；必然有助于認識文學形式的多樣性以及不同形式之間動態的互動關系，進而為理解和維護文學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創造力發揮作用；必然有助于推動文學研究三大體系的建設，進而為發展和完善新時代大文學觀發揮作用。而這種屬于新時代、適應新要求的大文學觀，又必然會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為推動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構建，貢獻不可替代的力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