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翔（新聞所）

　　“漸入有年數，喜逢新歲來。”2024年開春，我被任命為大數據輿情研究室主任。作為“70后”的我，是新晉主任中年齡最大的，比起“80后”主任來，似乎在“尚能飯否”之時有點“老當益壯”的意氣。往事悠悠，有些慚愧；歲月靜好，頗多感恩！

　　好雨知時節 當春乃發生

　　我家在山的那邊。我來自湖南一個小地方小山村，鄉的名字帶“村”，村的名字帶“峰”，村民組的名字帶“坳”。桃江縣城因桃花江而得名，黎錦輝先生創作了一首歌《桃花江是個美人窩》，曾經風靡海內外。我不是美男，于是乎把原因歸為桃江只產美女、不出美男。

　　山的那邊，自然又野性。那時候，少年癡懵無比，愚頑怕讀文章。除了人年齡本性使然外，可能還有蚩尤文化要素，因為我祖母和母親都來自蚩尤故鄉安化縣。我小學不讀書，初一又不讀書，調皮搗蛋全校第一，每周班會樹壞典型時，我都會被揪上臺接受批斗，而我不以為然、反以為榮。我母親不識字，文化水平低。我們村辦小學夏老師對我媽說，送一個孩子讀出書，比建一棟樓娶媳婦強多了。說我雖頑劣，說不定以后會有點出息，要我媽重視對我的教育。我媽深以為然，并一直踐行之。當年，初中教導主任說，有能走出橫山門的，定是你家祖宗八輩子燒了高香。對我在小學和初中的表現，我媽態度簡單粗暴，要我在小學和初中睡也要睡完。理由極為樸素，因為比流落在社會上好。初一暑假，夏老師三兒子考上了大學，我跟屁蟲似的跟在一批大孩子后面，聽他們講大學的生活。我突然產生了一種向往大學殿堂的情愫，由是發奮，終于考上了老家一所名聲不那么顯的大學。

　　我走上學術之路，也是偶然的。少時愚頑怕讀文章，我原來是不大讀書的。我在大學是學漢語言文學的，有老師向我推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李澤厚先生一本小冊子《美的歷程》。該著以睿智獨具視角，雄渾凝練筆觸，囊括了中國五千年的美學史、文明史，引起了我對文藝理論的極大興趣，并成為我考上湖南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生的重要推動力。在我碩士研究生學習過程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擔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諸多學術專著、學術大家大師的風采、風范和風骨里感受到了，由此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產生了“卡里斯瑪型”的崇拜！當年比我高一級學語言學的一位師姐，考上了中國社科院新聞學博士，在湖南師大是一大新聞，也鼓勵了湖南師大一批學中文的學子立志考研究生院的新聞學博士。當時，漢語言文學專業開始就業過剩，新聞學還是顯學，全國只有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傳媒大學四所科研院所招新聞學博士生。碩士研究生畢業時，考好學校、跟好博導、學好專業，我戲稱追求做“三好學生”的考博理想。盡管這理想比較俗氣，客觀上還算是淳樸的。也是因為我理想和追求中有這種俗氣，才讓我考上了新聞學博士，才讓我真正成了社科院的一名成員。可以說，在時代之風吹拂下，我在學習和進步的過程中逐步找到了人生的發展道路，讓我敲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大門。

　　水光瀲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我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新聞學博士，已經實現了我的“三好學生”理想。坦率地說，我是學中文出身的，當時讀博士時某種程度上也不知道要學什么、該研究什么。我博士導師尹韻公先生是新聞史學大家，卻不按常規，給我建議的博士論文題目不是新聞史的，而是廣告主對大眾媒體的影響和控制。2001年，尹先生認識到，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和社會轉型期將會出現與國外一樣的情形——廣告主對大眾媒體形成影響和控制，這種情況危及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在國外新聞傳播學是個老問題，學者大多從資本立場探討，而系統性研究成果很少。尹老師建議我專門研究這個在中國還沒有人研究過的重大問題。研究這個問題是相當有難度的，對我也是個嚴重的挑戰。一是因為這是我們過去從未碰到過的新問題，不知從何下手；二是因為“無章可循”，國內幾乎沒有這方面的研究文章可供參考和借鑒；三是因為獲取“證據”難，其間內幕媒體不愿談，廣告商和廣告大戶也不愿透露，以免破壞了他們的“潛規則”。以上三個主要原因，對研究這個問題構成了嚴重障礙。試想，沒有訪談、沒有論據，如何搭建學術框架、連通學術邏輯、創新學術主題等。在尹老師的耐心指導和鼓勵鞭策下，我知難而上，探幽索隱，經過三年的努力，從廣告話語權的理論視角下完成了該學位論文。也是因為這個成果具有中國實踐視角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在此成果基礎上寫的兩篇要報獲得院優秀信息對策獎一等獎。

　　《廣告主對大眾媒體的影響和控制》一書獲得院創新工程資助出版后，請尹韻公和黃升民兩位先生作序。院里有規定，慎用“填補學術空白”等詞。盡管該著有差強人意的地方，但兩位先生同時不吝高抬，給出了“填補學術空白”的高度評價。尹先生在《廣告話語權探討的新成果》序言里強調：“該著是具有創新意義的填補空白之作，如前所述，國內還從來沒有人從廣告話語權視角做過研究并拿出研究成果；它又是具有歷史起點的奠基之作，為以后有人沿著這個視角繼續走下去，提供了一個富有價值的研究基礎。”這本書的“視角是獨特的，研究是新穎的，成果是創造性的，價值是開拓性的。未來的研究者在研究這方面問題時，本書可能是繞不開的。在林林總總的廣告類專業書籍中，本書的色彩是異樣鮮艷的。”黃老師是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院長，他在《知識分子在中國大國化進程中的學術使命》序言中認為：“該著從傳播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視野把廣告主與媒體關系置于權力場、關系場、歷史場、社會場與傳播場的大語境中，構建了廣告話語和廣告話語權的學理框架、理論范式與研究模型。這是該著的理論獨創、學術亮點與學科創新。填補了我國廣告學研究的學術空白。”他進一步強調，大國時代知識分子要從理論和實踐上履行這種學術使命。

　　東風吹暖氣 消散入晴天

　　“在所有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廣告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作為一種新技術、新業態與新模式的網絡廣告，1997年在我國發軔，如今我國不僅是全球第二大廣告大國，而且網絡廣告市場規模位居全球第二，正在走向廣告強國與數字強國的康莊大道上。在全球化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網絡廣告發展對全球廣告格局、網絡格局、媒體格局與產業格局產生變革影響，對信息獲取方式、生產生活方式與社會運行方式產生技術控制，對中國的經濟健康發展、網絡廣告繁榮與意識形態安全具有戰略價值。我為此花了十多年時間，孜孜以求，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在2021年出版了《中國網絡廣告發展史（1997—2020）》一書，從史學視角對中國網絡廣告發展態勢進行比較全面、系統、科學與實證的研究、探討與總結，凸顯了我國網絡廣告在消費社會的市場地位與網絡社會的傳播價值，彰顯了中國網絡廣告是國家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的戰略內容。尹韻公教授給予很高評價，認為該著充實了我國廣告學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第一次對我國網絡廣告20多年來的發展歷程與演變規律，進行了較為系統科學的歷時性梳理、共時性探討與學理性歸納，分析總結了我國網絡廣告的中國特色、全球視野與發展路徑，是研究我國改革開放發展史的新成果。對中國網絡廣告發展的全景式研究，是對新聞傳播學、網絡學和媒介應用學等學科建設的發展完善，是對廣告學術體系建設的發展突破，將有力推動網絡廣告話語體系的發展創新，鞏固我國網絡廣告研究的學術話語權陣地，為全球互聯網發展與網絡廣告經營及其研究，提供中國方案、全球視野與學術參考。同時，為我國網絡廣告繁榮與媒體轉型發展提供經驗指導與現實借鑒，為黨政主管部門制定政策與加強監管提供實踐經驗、理論依據與政策參考。

　　如今，在廣告學的學術方面，我算是占了一個小小的山頭。我的所有學術成果，均得益于我有“三好學生”的戰略追求，尤其是社科院良好的學術環境、新聞所老師嚴謹的學術教誨。我在頂刊發表的每篇論文，都浸潤了“十年磨一劍”的學術精神，獲得了良好的學術評價。

　　2016年3月，所領導與我談話，認為我做學問務實求是，把我推薦借調到中央網信辦工作，一年多的中央網信辦工作經歷對我的最大洗禮，是讓我感受到了中央部委作為政治機關的神圣使命。如今我院“三項共識”是學術號角，讓作為新晉室主任的我倍感親切。一方面，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普通科研人員，要切實履行“三項共識”，更好擔負起大國新的文化使命，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最大增量，努力為繁榮中國學術、發展中國理論、傳播中國思想作出應有貢獻。另一方面，作為室主任，要帶領自己的研究室開展有組織的科研，真正做到學者有風骨、成果有品位、殿堂有尊嚴，把研究室打造成為中國學術的文化地基，以一張不同凡響的學術名片彰顯新時代的精氣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