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婧（金融研究所）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擘畫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強調注重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們黨建立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市場經濟的長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機結合起來，在實踐中拓展和深化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政府和市場關系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強調用好“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五個“必須統籌”深刻總結了新時代做好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擺在首位的是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這是我們黨關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重要理論創新，為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關鍵在于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握好“放得活”與“管得住”之間的動態平衡。
有效激發市場主體發展活力
培育更有活力、創造力和競爭力的市場主體，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證明，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得益彰、相輔相成，共同構成有效市場良好運行的力量載體。必須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提升國有經濟核心競爭力。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要以增強核心功能和提升核心競爭力為目標，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進一步增強國有經濟的戰略支撐和創新引領功能。尊重行業特點和市場規律，推進能源、鐵路、電信、水利、公用事業等行業自然壟斷環節獨立運營和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堅持該壟斷的要監管有效，該放開的要競爭有序。
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增強民營經濟發展預期。民營經濟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擴大開放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重要基礎。作為我國第一部專門關于民營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法律，民營經濟促進法從公平競爭、投資融資、科技創新、規范經營、服務保障、權益保護、法律責任等方面作出規定，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既要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深入破除市場準入壁壘，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民營企業公平開放，完善民營企業融資支持政策制度；又要注重規范引導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完善民營企業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加強企業合規建設和廉潔風險防控。
推動要素資源高效配置
經濟活動需要各種生產要素組合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有機銜接，從而實現循環流轉。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要把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交給市場，推動資源配置依據供求關系、價格機制、市場競爭實現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減少政府對要素流動和價格形成的不當干預，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和效率。
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生產要素暢通流動。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的有效市場，能夠促進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和合理配置，推動產業體系在更長鏈條上有序鏈接和高效暢通。一是聚焦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和社會信用四大制度，強化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二是圍繞健全市場監管規則、強化市場監管執法和提升綜合監管能力，推進市場監管公平統一。三是通過建設現代流通網絡、完善市場信息交互渠道和優化升級交易平臺，推進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
深化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減少資源錯配和價格扭曲。價格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效率的“牛鼻子”，抓住了它，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從效率的角度看，靈活的價格信號有助于引導生產要素從低質低效領域流向優質高效領域，提高要素質量和配置效率。從風險的角度看，合理的價格機制有利于避免資源過度集中而引發經濟脫實向虛、區域發展不平衡等風險。因此，應著力完善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要素價格的機制，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引導各類要素協同向新質生產力集聚。
積極有為的宏觀經濟治理
受信息不完備、競爭不充分、規則不健全、秩序不規范等因素影響，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可能存在失靈。有為政府應當通過科學的宏觀調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
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有效應對經濟周期波動。面對外部壓力加大、內部困難增多的復雜嚴峻形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沉著應變、綜合施策，及時出臺一系列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政策，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有為政府的最大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貿易、環保、監管等政策和改革開放舉措的協調配合，完善部門間有效溝通、協商反饋機制，確保宏觀政策同向發力、形成合力。一個典型范例是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以來，各部門圍繞加力提效實施宏觀政策、進一步擴大內需、加大助企幫扶力度、促進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努力提振資本市場、推進地方債務風險化解等方面，加力推出一攬子增量政策，有效提振社會信心，經濟穩步回升向好。
提高政府監管效能，穩妥化解重點領域風險。有為政府的底線思維是推進政府監管能力現代化，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包容審慎監管理念是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集中體現，既要“放得活”、鼓勵包容創新，又要“管得住”、審慎防范風險。尤其是對于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要堅持發展和規范并重，更多采取包容審慎監管和柔性執法方式，完善容錯糾錯機制。
以高質量發展為導向的地方競爭模式
促進地方競爭、激發地方活力是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制度密碼，也是國際上公認的“中國特色”。過去，地方政府之間主要為經濟增長速度而競爭，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塑地方競爭模式，引導地方政府從競爭增長的“高速度”轉向競爭發展的“高質量”。
以高質量發展為導向的地方競爭模式，在三個方面呈現出有為政府的典型特征。一是競爭目標上，重視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當前，地方政府已經開啟“為創新而競爭”的高質量發展競賽，尤其是在金融支持科技創新方面，各地積極探索、因地制宜，形成政府投資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的“合肥模式”、聚焦初創期和高成長期科技企業金融服務的“深圳模式”、以財政科技專項資金為指揮棒的“蘇州模式”等，體現出新時代有為政府的新活力、新希望和新動能。
二是競爭方式上，更加注重公平開放。傳統地方競爭傾向于設置市場準入門檻和限制要素資源外流，引發諸如地方保護、區域封鎖、行業壁壘等問題。而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地方競爭模式，重在破除制約區域間要素流動的隱性壁壘，培育有利于科技創新的土壤和生態。一方面，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更好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在集聚資源、激勵創新、深化分工方面的顯著優勢；另一方面，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避免同質化無序競爭的低水平重復建設。
三是激勵機制上，落實“三個區分開來”，鼓勵改革創新。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前進道路上，破解改革發展難題、應對各種風險挑戰，都迫切需要黨員干部敢于啃硬骨頭、勇于涉險灘的開拓勇氣和創新精神。落實“三個區分開來”，旨在強化正向激勵，營造鼓勵創新、支持改革、寬容失誤的良好氛圍，激發干事創業的內生動力，讓想干事、會干事的干部能干事、干成事，從而為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氛圍、提供有效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