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從1921年7月金石學家裘善元在河北省巨鹿縣發掘北宋故城三明寺遺址算起，中國歷史考古學已歷經百年。宋遼金元明考古學是中國歷史考古學的最晚階段，其始于唐朝滅亡、契丹遼王朝興起（907），止于明朝末期（1644）。這是中國古代歷史波瀾壯闊的時期之一。其前段為中國第二次南北朝時期，即中國南部的宋朝與中國北部的遼、金和西夏分別對峙，同時西部和南部還有高昌回鶻王國、喀喇汗王朝、大理國、古格王朝等政權；其后段是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時期。多民族融合的元朝主體為明朝所承繼，歷經清朝和民國，形成現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
宋遼金元明時期各種考古遺跡遍布于現在全國境內，是秦代以后中國歷史時期各斷代考古學中時代跨度最長、涉及統一和正統王朝（包括遼金元民族政權）最多、覆蓋地域最廣、內涵最豐富的重要階段。但是該階段一直是中國斷代考古學中最薄弱的環節。《中國考古學·宋遼金元明卷》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多卷本《中國考古學》的最后一卷。該論著以都城考古、帝陵考古（包括一些王陵）、墓葬考古和以瓷窯址為重心的瓷器考古等研究為核心內涵，對20世紀以來特別是1949年至今的宋遼金元明時期考古調查發掘資料進行整合和綜合研究，是目前關于宋遼金元明時期考古研究較為全面深入的重要專著。這些重要成果較好地闡釋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意義。
宋朝和遼金兩朝形成了中國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都是當時中國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都城規劃、帝陵建設、墓葬禮俗、瓷器手工業技藝等方面的考古資料和研究成果顯示，遼金二朝和宋朝一樣都在傳承中華文明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為元明時期的統一奠定了重要基礎。元朝的統一，首次將西藏納入中國中央集權王朝的正式版圖。宋遼金元明時期的考古闡釋，充分展現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統一性。
海上絲綢之路（又稱“陶瓷之路”）從宋代起越來越興盛。漢唐時期的陸路絲綢之路在元朝再次復蘇，輝煌一時。明朝鄭和下西洋所展現的造船和航海技術、船隊規模和航行地域與航程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影響，大體代表了當時世界上的最高水平。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向外輸出的絲綢和瓷器曾產生過重要的世界性影響。著名窯址和瓷器的研究顯示，中國制瓷業蓬勃發展，瓷器大量外銷，極大促進了世界各國制瓷業的產生和發展。特別是中國著名的四大發明，除造紙術從唐末開始西傳外，火藥、指南針、印刷術三大發明基本都是在宋元時期傳至西方，并對西方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些具有鮮明創新性的重要成果，是中國古代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偉大貢獻。
漢人建立的宋朝與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并立，各民族之間不斷交往交流交融。儒家文化不斷北傳，在遼上京北城內建有孔廟。受北方民族生活習慣的影響，宋代以后漢人改變席地而坐的習慣，引起瓷器等生活器皿形制和紋飾位置的變化。民族文化加速深度融合，奠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基礎。遼朝、金朝和元朝為歷史上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獨特貢獻，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明的持續發展和不斷壯大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規律。這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實證。
宋朝和遼金二朝從戰爭對峙到和平共處，各方面交往交流交融不斷深入。澶淵之盟后，遼宋雙方和平發展，書信往來“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社會較為穩定。這正是中華民族崇尚和平的體現。中外文化交流是宋遼金元明時期考古學非常重要的內容。不論是陸上絲綢之路、海上“陶瓷之路”，還是現在的“一帶一路”，中國與外國的交往和交流都是平等友善的和平外交。中華民族推崇秩序穩定、愛好和平，是一以貫之的文化基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奮斗，我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翱脊殴ぷ魇且豁椫匾幕聵I，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中國考古學·宋遼金元明卷》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用事實回擊對中華民族歷史的各種歪曲污蔑，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
《中國考古學·宋遼金元明卷》是一部對宋遼金元明時期迄今已有的主要考古資料進行綜合研究的論著，為今后宋至明代考古學全面系統的綜合研究和專題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該書在促進宋遼金元明時期考古和歷史學等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該書編著歷經20余年，成就了老中青三代學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宋遼金元明考古培養了學術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將以此為契機，夯實學術基礎，加強闡釋研究，不斷推出優秀成果，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作出更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