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衛國（中國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國有史，郡有志，家有譜。”方志是介于宏觀國史、微觀家譜之間最具中國本土特質的中觀歷史文獻載體。千百年來，方志編修以國家治理、社會建構和文化生成為內生動力，特別是明清以來國家“大一統”觀念不斷強化，推動形成了賡續不斷的時間脈絡和“天下郡縣莫不有志”的空間格局，并一直延續至今。在此肥沃的文化土壤中，方志學應運而生。
“方志學”立名
方志成“學”與宋代方志定型不無關系。北宋元豐年間，太常博士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序開篇即有“方志之學，先儒所重”之語，其義當指方志編修這門“學問”，后世沿襲“方志之學”的表述較多。
1921年印行的《宿松縣志》卷32《藝文志》總敘有言：“方志，以上備國史甄采者也。為方志學者，謂為國史之具體而微，媲于晉《乘》、魯《春秋》、楚《梼杌》及《國語》、《左傳》、十二國寶書之類（清乾隆間會稽章學誠力主此說），其言甚辨，具根史法，雖不盡然，弗遠于中焉。”已明確使用“方志學”一詞，并對清代史家章學誠所論史、志關系給予肯定。惜其為志書敘文，未能展開論述，也未引起社會關注。
1924年，梁啟超在《東方雜志》第21卷18號發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一文（后收入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長篇專論方志學內涵及清代修志成就，堪稱經典。其核心之論有：“最古之史，實為方志，如孟子所稱晉《乘》、楚《梼杌》、魯《春秋》……莊子所稱百二十國寶書，比附今著，則一府州縣志而已”，“方志學之成立，實自實齋始也”。因梁啟超聲望較高，在其倡導下，章學誠被奉為方志學鼻祖，“方志學”作為專有名詞開始被廣泛使用，甚至梁文還被一部分人視為方志學學科產生的標志。
梁啟超方志學概念解析
梁文高屋建瓴，影響至深，毋庸置疑。但是，所論三個核心問題仍需辨明廓清。
其一，梁文所謂方志學，是以乾嘉學派為中堅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總成績的一部分，也即清代方志學，仍屬于傳統意義上方志編修的學問。這是梁文立論之基。
其二，梁文全篇對章學誠推崇備至，將其定位于方志學的創立者，依據在于“實齋關于斯學之貢獻，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眾所周知，宋代以后方志體裁體例不斷豐富，但直到清代四庫館臣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仍將其歸入史部地理類。在梁啟超看來，方志之所以成“學”，是因為章學誠從學理層面徹底改變了自古以來將方志視為地理書的觀念，強調修志應遵循史家法度，并提出了方志分立志、掌故和文征“三書”，設立志科等修志方法，“概念擴大，內容自隨而擴大”，“內容組織亦隨之而異”。這是梁文所論方志學的核心。也正因從學理和方法兩方面“重新發現”章學誠，方志學在梁文中才成為了不僅與史學、地理學并列，還與經學、小學、音韻學、校注古籍、辨偽書、輯佚書、歷算學、金石學等相提并論的專門學問。
其三，盡管梁啟超批評很多清代方志“殊不足以語于著作之林”，但又以其提倡的“新史學”重塑了方志的文獻價值，認為以往史家“專注重一姓興亡及所謂中央政府之囫圇畫一的施設，其不足以傳過去現在社會之真相明矣”，方志則正可補史文之缺，“各地方分化發展之跡及其比較，明眼人遂可以從此中窺見消息，斯則方志之所以可貴”。在章學誠方志思想基礎上，對方志本體的認知得以深化，也開創了未來方志服務社會史、區域史研究的先河。
方志學百年變遷概觀
民國時期，社會風云激蕩，然而方志編修從未中輟，志書在門類設計、內容記述等方面也反映了近代社會轉型和現代知識體系劃分的特征，方志學研究對此作出了回應。
新中國成立后，方志編修在新觀點、新方法、新材料引領和支撐下重新啟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先后完成兩輪大規模社會主義新方志的編修，為方志學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以往方志學探討的各個主題，作為相對獨立的分支被置于現代方志學學科體系之中。回溯方志學百年演進歷程，可以概括出三個方面的深刻變化。
一是實現指導思想由資產階級史觀向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轉變。身為近代資產階級史學家，梁啟超打破了長期以來對方志學的“偏見”，還揭示出方志記述各地社會發展變化的特殊價值，正契合其倡導“史界革命”批判帝王將相歷史，書寫社會、民眾歷史的需要。民國時期方志編修和方志學研究深受此影響。
社會主義新方志編修，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堅持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等基本觀點，思想極大解放，記述內容更加豐富。如何更好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書寫中國歷史發展演進，也因此成為現代方志學研究的主線。
二是實現方志學由融入新知識的傳統學問向現代學科轉變。民國時期，在服膺章學誠方志思想基礎上，受近代社會變革影響，方志學研究范圍擴大，涉及方志歷史、框架設計、體例體裁、內容記述等，一些論述不乏開創意義，對方志學體系形成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但是，受修志實踐、人才隊伍和社會環境等多重因素影響，論述依據資料有限，探討編修具體問題為多，內容亦顯簡略，整體上仍未超出傳統學問范疇。
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兩輪大規模修志生動實踐，為方志學研究內涵和外延的拓展提供豐厚滋養，也提出了更高理論要求，從而形成方志學史、方志學理論、方志編纂學、方志文獻學、方志目錄學、方志數字人文、舊志整理等多個研究方向，知識體系得到系統梳理與建構，學術性、理論性極大增強，初步建立起兼具編修實踐、理論研究、開發利用三重特征的現代學科體系。在此背景下，2022年中國地方志工作辦公室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合作，在全國率先設置方志學二級學科，培養方志學碩士、博士研究生，開展專業研究。
三是實現學術研究和學術成果由零散化、基礎化向組織化、專業化轉變。清代及其以前，方志學觀點主要借助志書序跋、凡例或個人文章得以闡釋。民國時期，政界、學術界眾多人士參與修志，產生了一批修志名家和方志學著述，如李泰棻《方志學》、傅振倫《中國方志學通論》、王葆心《方志學發微》、甘鵬云《方志商》、黎錦熙《方志今議》、壽鵬飛《方志通義》等，此外《禹貢》《東方雜志》《國學叢編》《浙江省通志館館刊》等報刊發表了一些方志編修專文，方志目錄則以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為代表，部分圖書館編制有館藏方志目錄。
改革開放以來，全國普遍設立各級地方志工作機構，專職組織修志，廣大地方志工作者和眾多高校、學術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紛紛投入專業研究之中，涌現出大批研究方志的專門家和代表作，據不完全統計，已出版方志學理論著作1000余部，發表論文10萬余篇。其中，方志通論性質的著作有倉修良《方志學通論》、黃葦等《方志學》、來新夏等《中國地方志綜覽（1949—1987）》《方志學概論》、呂志毅《方志學史》等，此外還有《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中國方志通鑒》《方志百科全書》《中國地方志論文論著索引（1913—2007）》等眾多大型工具書，成為方志學研究專業化、系統化的重要支撐。
方志學未來展望
方志學自產生以來就是一門建立在方志編修實踐基礎上的學問。展望新時代方志學發展，其主要任務是，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總結修志實踐經驗并上升到學術和理論高度，用以更好地指導未來方志編修實踐，不斷豐富完善方志學學科體系和知識體系，推動中國方志文化發揚光大。具體而言，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重寫方志發展史為抓手，深度梳理方志發展基本軌跡、歷史成就、時代特征，在準確把握方志發展規律基礎上，對方志學學科遠景作出前瞻性展望和規劃。
二是深刻理解方志學肩負的時代使命，研究、推動志書體例體裁和內容記述的改革創新，探索如何更加客觀、全面、系統、規范地記錄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光輝歷程，在新時代文化舞臺上充分展示方志文化的獨特魅力。
三是強化獨立學科意識，豐富學科內容，夯實學科根基，樹立學科規范，努力構建具有典型本土特征的方志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全面鞏固中國方志文化的主體性特征。
四是注重交叉學科研究，積極探討方志學與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文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的關系，深入探尋學科間的共通性和互補性，確立方志學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科地位，形塑交叉學科的基本范疇和發展邏輯。
五是秉持學以致用、修志為用雙重理念，以學科、學術和時代三重眼光審視方志編修成果，深入挖掘社會主義新方志和歷代舊志的文化價值、社會價值，努力實現方志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六是注重專業人才培養和研究梯隊建設，打通理論研究與修志實踐之間的障礙，在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中，實現方志學高質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