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中國史學會原副會長，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術咨詢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歷史認識概論》《近代中國世界歷史編纂（1840—1949）》《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1949—2019）》等，主編《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6卷等。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曾獲評“中國社會科學院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共產黨員”“中央和國家機關優秀共產黨員”。2024年獲“全國離退休干部先進個人”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離退休干部先進個人”稱號。
本報記者 段丹潔
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關于表彰全國離退休干部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的決定，授予450名離退休干部“全國離退休干部先進個人”稱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于沛獲此殊榮。
日前，于沛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雖然自己已經退休，但學術之心還很年輕。未來將堅持老有所為，繼續發光發熱，肩負歷史責任和社會擔當，努力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世界史學作出貢獻。
以“學術養老”開啟新生活
《中國社會科學報》：于老師您好，祝賀您榮獲“全國離退休干部先進個人”稱號，同時您也是我院離退休干部先進個人，您如何看待此殊榮？
于沛：我作為全國和我院離退休干部先進個人，離黨和人民的要求還有差距，著實慚愧。我想，這項榮譽的意義或價值，主要是為廣大離退休人員提供一個可以參考的“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形式，即“學術養老”。
全國及我院離退休干部先進個人評選表彰，不僅是對我們當選先進的幾個人的鼓勵和鞭策，更是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廣大離退休人員政治上、思想上的關愛，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和離退休干部局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老干部工作重要論述的具體體現。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是哪年退休的？退休后本應是悠閑自在的，您卻開啟了“學術養老”，是什么原因讓您在退休后依然保持著這樣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
于沛：我是2013年12月退休的。我在1982年依靠助學金完成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學業，是黨培養的理論工作者，始終牢記是人民的血汗哺育著我成長。從那時起，我就立志把自己平凡的工作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聯系在一起。
我在世歷所工作了40余年，學術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歷史文獻中自由徜徉，不斷進行理論思考和史料的縷析，發現和探究歷史學學術史的規律，這種感悟與收獲是令人幸福的。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演變，中華民族又站在歷史的新的十字路口，當代中國史學承載著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的神圣使命。時代使然，無論是否在科研崗位，我都將更加自覺地投入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火熱生活中，繼續為繁榮中國歷史學科奉獻綿薄之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您退休后主要專注于哪方面的研究？有哪些新成果與新收獲？
于沛：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人員來說，“退休”是我研究生活新的開始。我在退休以后10余年時間里，出版了8部專著，其中包括3部獨著。《歷史的慧眼——今天我們怎樣讀歷史》（19.5萬字），在中組部主辦的第五屆全國黨員教育培訓教材展示交流活動中獲“優秀教材獎”；《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1949—2019）》（60萬字）、《近代中國世界歷史編纂（1840—1949）》（55萬字），獲中國歷史研究院《中國歷史學前沿報告（2022）》“優秀著作獎”。與他人合著3部，即《簡明世界歷史讀本》《史學概論》（第二版）、《世界現代史》（第二版，上下冊）；主編并參撰《西方史學思想史》《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兩部著作。
發表了33篇論文及30余篇學術文章，在構建中國世界史自主知識體系的討論中，我撰寫的《整體史觀：中國世界史學術體系的核心理論》獲《中國歷史學前沿報告（2021）》“優秀論文獎”；《歷史大變局中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獲《中國歷史學前沿報告（2022）》“優秀論文獎”。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此豐碩的學術成果著實令人稱贊。尤其是您的兩部專著《近代中國世界歷史編纂（1840—1949）》和《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1949—2019）》，資料扎實、氣勢恢宏，被譽為中國世界歷史的“拓荒之作”。能否與我們分享一下，這兩部精品力作背后的故事？
于沛：中國世界歷史學思想史研究一直是我重點關注的領域。新中國成立前后，有近20種有關“中國史學史”的著作出版。這些著作良莠不齊，但有一共同缺陷是無視中國史家的世界史研究，似乎中國從沒有世界史研究，這顯然與事實不符。國外對中國世界歷史研究的成果鮮見，偶有見到則多或無知、或矮化。20多年來，我針對上述情況發表多篇論文提出異議。2019—202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我傾注20多年時間完成的兩部專著《近代中國世界歷史編纂（1840—1949）》和《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 （1949—2019）》，這是國內外唯一的關于近代以來中國世界歷史編纂的學術史著作。
這兩部專著第一次將歷經180多年的中國世界史研究，在中外史學史研究中貫通起來，用確鑿的史實表明：正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時，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睜眼看世界”，尋求救國真理，中國世界史研究開始萌生。19世紀3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中國世界史研究則自覺與中國人民爭取獨立、自由、解放的偉大斗爭聯系在一起。這不僅是學術史的總結，而且明確了新時期中國世界史研究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在中國世界史學界受到廣泛關注。
“外國史學理論暨史學史”屬于基礎理論研究，精益求精永無止境，我要努力做到創新性、思想性與科學性、規范性的辯證統一；同時也要積極投身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火熱生活中，為構建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繁榮歷史科學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深耕世界史學研究領域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退休后仍然取得了學術上的突出成就，這與您年輕時期的積累密不可分。能否回顧一下您的學術生涯？您是如何走上世界史研究之路的？
于沛：1982年7月，我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系，兩位指導教師是孫成木、李顯榮研究員。畢業后即開始到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工作，直至今日。
1986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到世歷所考察工作提出，亟待加強外國史學理論研究，努力改變中國史學界對此研究長期滯后的狀況。在院科研局的大力支持下，在世歷所原所長張椿年等人的領導下，我參與了創建“外國史學理論研究室”、創辦《史學理論》雜志等工作，并調整研究方向，走上以外國史學理論暨史學史為主要內容的研究道路。
工作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歷史認識理論研究。這一基礎理論研究長期以來在中國哲學界和史學界處于邊緣狀態，自2003年起，我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和反映論為理論指導，堅持文化自信、洋為中用、獨立自主，先后發表10篇研究闡釋理論文章，出版專著《歷史認識概論》，得到了學界關注和認可。二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研究。我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發表多篇文章，參與院重大課題“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出版《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6卷本），在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三是中國世界歷史學思想史研究，包括《近代中國世界歷史編纂（1840—1949）》《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1949—2019）》等，前面已經有所介紹。
自2004年起，我先后出任中央馬工程重點課題《史學概論》的首席專家、《世界現代史》的責任首席專家。2017年，國務院成立了國家教材委員會，我被聘為國家教材委員會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馬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全力以赴投入高校馬工程文科教材的審讀、修訂工作中。主持、參加《世界現代史》《史學概論》《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以及普通初高中、中專的歷史教材等40余部教材綜合審訂。
《中國社會科學報》：《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是迄今國內外唯一一部系統闡述中外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的學術史專著。您是如何想到要寫這樣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專著的？
于沛：對中外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研究，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亟待加強的課題。在西方資產階級的歷史編纂學中，因意識形態的偏見，馬克思主義史學多被忽略、被歪曲，或遭到詆毀、丑化；雖然也不排除有少數較客觀的論述，但多泛泛而論，過于簡化。20世紀末“冷戰”結束后，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大肆宣揚馬克思主義“破產、過時”，馬克思主義在國內歷史研究中的指導地位受到嚴峻挑戰。
基于上述事實，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系統闡述中外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軌跡；系統闡釋中外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彰顯、弘揚其理論成就，總結、汲取其歷史經驗和教訓，從而進一步明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方向，是十分必要的，這也是當代中國史學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
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研究方面，我在《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社會科學戰線》發表多篇論文，主編并參與撰寫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其最終成果，是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此書由20余位作者歷時近6年協力完成，后又用3年多的時間補充、修改，使其進一步完善。重點關注唯物史觀的創立與發展；唯物史觀和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研究；美國、加拿大、蘇聯、波蘭、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研究。
迄今為止，這是國內外唯一一部系統闡述中外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的學術史專著，在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被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2015年度重大創新成果之一，榮獲第六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圖書獎（提名獎，2016）、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2017）。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中國的世界歷史研究有哪些突出特色？其發展經歷了哪些階段？
于沛：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特點和優點，是它從萌生時起，就立足中國、扎根中國大地，直面現實，與時代風雨同行，與國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
中國世界史研究大致上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時， 一些先進知識分子提出“悉夷、師夷以制夷”，中國世界史研究應時代的呼喚而萌生，與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連在一起。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世界史始終與時代風雨同行，如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后，民族危機進一步加劇時，出現了亞非國家和波蘭等“亡國史”譯介高潮；在辛亥革命前夕出現了“世界各國革命史”的譯介高潮。
第二階段，自五四運動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四運動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中國世界史研究積極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血腥侵略，反對“三座大山”殘酷壓榨，成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獨立、解放的偉大斗爭中的一部分。
第三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世界史研究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主導地位，中國世界史研究找到了明確的方向，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的熱潮。
第四階段，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現了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轉折，中國世界史研究迎來了自己的春天。進入新時代，我國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構建起人類文明新形態。在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實現歷史性的偉大變革中，中國世界史研究守正創新，堅持唯物史觀基本原理不動搖，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使中國世界史研究有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賡續了中國史學的文脈傳承，構建中國世界史自主知識體系成為新時代廣大世界史學者的責任和使命。
發揮離退休干部優勢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高翔在2024年度全院離退休干部工作會上提出“三個必須、三個堅持”的總要求，即必須把黨的建設放在首位，筑牢意識形態堤壩，堅持把老同志團結凝聚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必須像對待親人一樣關心關愛老同志，堅持用心用情精準服務；必須緊緊圍繞我院中心工作，堅持引導離退休干部發揮優勢作用。請談談您的理解。
于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老年人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要把老有所為同老有所養結合起來，研究完善政策措施，鼓勵老年人繼續發光發熱，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貢獻“銀發力量”。高翔院長在2024年度全院離退休干部工作會上提出“三個必須、三個堅持”，是院黨組從我院實際出發，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的實際行動。只有“把黨的政治建設放在首位，筑牢意識形態堤壩，堅持把老同志團結凝聚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才能保證我院離退休干部正確的政治方向，這也是對老同志最大的關愛，是發揮離退休干部優勢作用的基礎。
高翔院長提出的“三個必須、三個堅持”，無論對離退休干部局，還是對廣大離退休干部，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離退休干部和在職同志們一樣，都要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這也進一步明確了大家的努力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退休后的學術研究過程中，院黨組、離退休干部局為您繼續發揮優勢作用提供了哪些支持引導和幫助？
于沛：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人員來說，“退休”是其人生包括學術生命中的嶄新一頁。
院黨組、離退休干部局在平臺搭建、機會提供、激勵機制、軟硬件保障等方面的規章制度、踐行措施和保障措施，即那些實實在在的“實際行動”，使我們在退休生活中，逐漸打消了那些所謂的“顧慮、落差”，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有關規定，使我們有“新的研究生活”，從立項到出版都有了制度上的切實保障。廣大離退休人員開始了符合自身實際的、豐富多彩的幸福退休生活。
首先，院黨組和離退休干部局在政治上、思想上對我們無微不至地關心，通過組織專題講座、學術研討會、黨支部活動等，使廣大離退休人員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與院黨組和全院中心工作同頻共振、同脈共搏。廣大老同志仍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力量而非局外人，我們永遠不能忘記自己是“社科人”，要牢記自己的責任和使命，活到老、學到老、干到老，更加自覺地為繁榮發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奉獻綿薄之力。
其次，院黨組和離退休干部局在生活服務、醫療保障等方面，對我們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讓大家切實體會到了生活在我院大家庭的溫暖。
《中國社會科學報》：除了專注學術研究，您平時還有哪些愛好？
于沛：退休后和在職時畢竟不同，除了做研究，我還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陪伴家人，盡享天倫之樂，還能偶爾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游。同時，我也更有時間逛舊書店、舊書攤，這是我從少年時代就養成的習慣，一直延續至今。這不只是世間無可替代的巨大的精神享受，而且對我的研究工作也有直接的幫助，寫作中涉及的大量民國世界史文獻，多是我歷年從舊書攤上淘的。
■于沛與學生合影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一直十分關注年輕學者的培養，對于年輕學者發展，您有哪些寄語和期望？
于沛：有兩條建議可供青年學者參考：其一，新時代我國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構建起人類文明新形態。建議我院青年學者結合各自的研究領域，就如何構建本學科自主知識體系進行認真的學習和研究。以歷史學為例，構建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可以關注馬克思歷史理論中國形態的構建；唯物史觀與中國傳統史學有機結合；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整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學等方面研究力量，著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推動相關歷史學科融合發展。這些是基于對100余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深刻總結，是基于對中國傳統史學的深刻把握，是對時代潮流、時代呼喚的深刻洞察和體悟。
其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存在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過程中，從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史著手，即是從“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因此，建議我院青年學者結合自身所從事的研究領域，大力加強相關學科的學術史研究。學術史研究，為構建中國世界史自主知識體系開拓了新的視野、豐富了科學體系的整體性內容、開辟了科學認識的廣闊的現實道路。從學術史入手，無疑是科學的認識路線。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這對構建中國世界史自主知識體系完全適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將如何以此次表彰為契機和動力，繼續發揮自身作用？
于沛：科學研究是天下最幸福的事情，作為退休的“社科人”，我是世間最幸福的老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下去，“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中國世界史研究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歷史科學成為進入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要更加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統領世界史研究，繼承優良傳統，整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今后在院黨組和離退休干部局的帶領引導下，我將緊緊圍繞我院中心工作，寫好老兵的“新傳”，為繁榮發展中國歷史科學努力作出新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離退休干部局黨建科研處何家鑫對本采訪報道亦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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